回憶中的胡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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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五四”時代的大學生，胡适先生是我們敬仰的“一代大師”。他提倡白話文，寫白話詩以及許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還引進了西方的學術思想，他創始了當時一代的白話文風。我們都在報刊上尋讀胡适先生的作品，來研究欣賞。同時自己也開始用白話來寫作。
我和胡适先生沒有個人的接觸，也沒有通過信函。隻記得二十年代初期，我是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的宣傳股長，我的任務中有：當校方邀請教育界名人來演講時，我就當大會的主持人，我在台上介紹過胡适先生，魯迅先生，金陵女大吳贻芳校長各位名人，請柬是校方送的，我在講台介紹過後，就在演講者身後台上坐下，演講完了，我又帶頭鼓掌緻謝，和名人們并沒有個人談話。
胡适先生是美國留學生，燕大的美籍教師們和他特别熟識，稱他為胡适博士，而不是“先生”。在一九八九年香港出版的英文《譯叢》32期上有“冰心專号”一欄，裡面有燕大美籍教師鮑貴思女士在她的《春水》譯本裡曾引用了一段胡适先生對我的作品的評價。我請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的楊立民教授代譯如下：
“（當時）大多數的白話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種适合于這種新的語言形式的風格，但他們當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經受過中國曆史上偉大詩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給這一新形式帶來了一種柔美和優雅，既清新，又直截。”“不僅如此，她還繼承了中國傳統對自然的熱愛，并在她寫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風格既樸實無華又優美高雅。”
一九二八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裡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那儀式是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一手操辦的。我記得在紅帖上，女方的介紹人是張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紹人卻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識，但劉放園表兄做過北京《晨報》的編輯，同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記得那天張、胡兩位是否在座；這張紅帖也已經找不到了！
我最清楚的是在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學慶祝建校十年的時候，我給校長住宅取名為“臨湖軒”，那塊青色的匾，是胡适先生寫的，下面還有署名，大概也是我通過燕大的美籍教師請他寫的。如今那塊匾也不在了，雖然當燕大校友們在那裡慶祝校慶時，仍稱它為“臨湖軒”。
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的張小鼎先生送來一本台灣出版的《國文天地》六卷第七期“海峽兩岸論胡适”專号，讓我寫一篇紀念胡适先生百歲誕辰的文章。從這本雜志裡我才詳細地知道了胡适先生的生平，并知道胡适先生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因心髒病突發而逝世，并葬在台北南港舊莊墓園。這已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我為他沒有在故鄉地下安眠，而感到惋惜。1991年3月26晨（本篇發表于《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
我和胡适先生沒有個人的接觸，也沒有通過信函。隻記得二十年代初期，我是燕大女校學生自治會的宣傳股長，我的任務中有：當校方邀請教育界名人來演講時，我就當大會的主持人，我在台上介紹過胡适先生，魯迅先生，金陵女大吳贻芳校長各位名人，請柬是校方送的，我在講台介紹過後，就在演講者身後台上坐下，演講完了，我又帶頭鼓掌緻謝，和名人們并沒有個人談話。
胡适先生是美國留學生，燕大的美籍教師們和他特别熟識，稱他為胡适博士，而不是“先生”。在一九八九年香港出版的英文《譯叢》32期上有“冰心專号”一欄，裡面有燕大美籍教師鮑貴思女士在她的《春水》譯本裡曾引用了一段胡适先生對我的作品的評價。我請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的楊立民教授代譯如下：
“（當時）大多數的白話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種适合于這種新的語言形式的風格，但他們當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經受過中國曆史上偉大詩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給這一新形式帶來了一種柔美和優雅，既清新，又直截。”“不僅如此，她還繼承了中國傳統對自然的熱愛，并在她寫作技巧上善于利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風格既樸實無華又優美高雅。”
一九二八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裡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那儀式是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一手操辦的。我記得在紅帖上，女方的介紹人是張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紹人卻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識，但劉放園表兄做過北京《晨報》的編輯，同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記得那天張、胡兩位是否在座；這張紅帖也已經找不到了！
我最清楚的是在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學慶祝建校十年的時候，我給校長住宅取名為“臨湖軒”，那塊青色的匾，是胡适先生寫的，下面還有署名，大概也是我通過燕大的美籍教師請他寫的。如今那塊匾也不在了，雖然當燕大校友們在那裡慶祝校慶時，仍稱它為“臨湖軒”。
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的張小鼎先生送來一本台灣出版的《國文天地》六卷第七期“海峽兩岸論胡适”專号，讓我寫一篇紀念胡适先生百歲誕辰的文章。從這本雜志裡我才詳細地知道了胡适先生的生平，并知道胡适先生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酒會上因心髒病突發而逝世，并葬在台北南港舊莊墓園。這已是二十九年前的事了！我為他沒有在故鄉地下安眠，而感到惋惜。1991年3月26晨（本篇發表于《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