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楊霁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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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派”成立了“大聯合革命委員會”,簡稱“大聯委”。

    “大聯委”的頭頭叫×××,是個汽車司機——那時本社最革命而且掌權的,号稱“三大員”,即司機、食堂員工、電工等一群“工人階級”。

    ×××生得方面大耳,高身闊步,極夠個“大員”的官相。

    又不知緣何,他看上了我,盯着我——有一回排隊“領飯”(照樣花錢交糧票,卻給最次的東西吃),他見我排在前頭,硬把我“提”出來放在隊尾。

     又一次,我患了腹瀉,那時不許病休,醫生給開了證明,上三天“六小時班”。

    我按醫證提前回家了,宿舍“門房”有革命家屬,就電話到社,報告我的“行迹”,×××又硬把我“召”回到社,訓我說:“你沒病!” 過後,記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後,有一次霁老來訪,不知怎引起的,他說了這麼幾句話: ×××說:“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這×字倒着寫!”如今周汝昌沒成“反革命”,你的×字怎麼寫了?周汝昌寫出了一部《紅樓夢新證》,毛主席稱許過——你×××寫得出來嗎? 霁老言下,義憤不平之氣滿座洋溢。

     他又曾說:《新證》出後,頗有人橫加訾議批判。

    惟有毛主席是《新證》的知音。

     1969年之中秋,我們一同到了湖北鹹甯幹校。

    我與他體力相若,是“文弱書生型”,幹不了重活,便分配給菜園子挑糞。

    我們兩個成了很别緻的“搭檔”。

     從廁坑掏了一個木桶大半滿的屎漿,二人擡起來,扁擔端頭一前一後,隻會邁“方步”,很“潇灑可觀”。

    從廁到園,路還不太近,走到一個大拐彎處,便在樹陰下坐下來歇一會兒。

    這路上倒無人監督,很自由,我們便吸煙漫談,談的就多半是《紅樓夢》。

    那情景,值得入紅學史,可惜沒人給拍照錄音。

     等到他從幹校返京了,他時常走來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總理特電調回北京,消息立即轟動了“向陽湖”畔,第一個來向我緻意的便是他。

    他很高興,幾句話,作别而去,意甚珍重。

    他還猜度說:“大約是要出一部《紅樓》‘樣闆’本。

    ” 他常州口音濃重,我又耳背,南音聽不清,他右手不能寫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寫話”給我,一筆一畫,吃力而一絲不苟地寫着。

     在一旁的我,實在感動。

     後來,已說不清因何,他不再來了,當系年邁步艱吧。

    我托一位舊同事捎一本拙著與信劄給他,而此君表示不耐煩,不願受我此托。

    從此,斷了往來。

     今歲向人探詢,說楊先生春天已然逝去。

     我很悲悼,還存有他借給我的書冊。

     誰寫紅學史,請将此情收入于一頁之間,實為幸甚。

     詩曰: 一生能得幾知音,難忘先生意最深。

     鄂北湖田擔糞侶,樹陰猶切夢《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