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馮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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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套語,“餘生也晚”,敬仰魯迅先生,卻未能有得識大師之緣,我的授業師顧随先生都對我說過未及親炙迅翁為憾,他隻以私淑弟子自居,何況于我。

    與魯迅有關的重要人物我也茫無知識。

    誰知,馮雪峰成了我的“上司”——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他請中宣部下調令的。

     我到社不太久(1954年夏初),一天聶绀弩(古典部主任)找我,說社長來看你。

    我當時正在别屋與同事張友鸾說話,隻見馮社長來了。

    這兒沒有“客位”座椅,隻有張友鸾的一個活動躺椅(即可以支架折疊的帆布椅),他就坐在椅上。

     觀其人,溫文爾雅,笑容可掬,很客氣,向我說了幾句話,大意是:社是草創,條件很差;你來了很好,可以幫助他們的工作。

     我一切生疏,也隻能做簡單的寒暄性酬對。

     此為初見,以後不再見。

    大約他當社長也隻是個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

    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

    此件信劄我保存多年,後經“文革”抄家,與許多珍貴書簡,俱已不知在亡——樣子還記得清楚:信箋是朱絲欄式,濃墨的毛筆字,豎寫,隻是詞句早忘光了。

     那信與出版社無關,而是為了《文藝報》,他是這份雜志的主編(此報當時是16開的多頁期刊,非現時的單張4版的報紙)。

    說的大緻是因《紅樓夢》的讨論,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後,忽又由聶公通知我,馮雪峰要約我晤談一下。

    當日晚上,我到社,聶與巴人(王任叔)已在一輛黑色汽車上,我上了車,聶公自己坐司機旁,把我讓到巴人的旁位。

    車在夜晚開動,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馮公之原住處是什麼地方(不是後來北新橋附近的那一處)。

    隻記得門是日本式的木闆旁推(入夾牆)的異樣房門。

    三人進入落座,旁無他人,馮公親自忙活倒茶。

     他約我的意思仍然是為了《文藝報》需要讨論《紅樓夢》的文章。

    他仍然和藹客氣,彬彬有禮;神情微微有點緊張。

    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來龍去脈等等一切,看來他當時也不是怎麼清楚——我是一貫書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測高深。

    聶、巴二公在側,不見多口插言。

     後來方知,那是《文藝報》拒登兩個“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而且事态似乎比預想的發展得快速,性質也嚴重。

    馮的緊張,有由來也。

     如今想來,馮公那時找我來“救駕”,是把我估計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憐”——竟無别人可求。

    這真令人喟然興歎。

     我遵囑寫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記不得了,大約必是書呆之論。

    此文後來悄然無所聞——當然是不能用吧。

    我希望檔案中還可發現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一種“趣味”也。

     這是1954年冬日的陳迹了。

    此後便無緣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