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遺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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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劣尤為顯明，自胡适享其敝帚而影響至今，亦可惜也。
平曾有一想法：程乙本流傳矣，脂本亦稍稍流傳矣，而刻本之祖若程甲者迄無一可據之定本，于學者誠為匪便。
甲與乙每相混，不易辨識。
今友朋中多有藏此殘簡者；文學所曾入藏一部，觀書品甚佳，卻未曾核對。
若能彙萃諸家所有，經子細審定而影印之，或亦紀念作者之一事，而津逮來學尤非淺鮮。
歲竊懷此意，迄未曾言之，質諸高明，以為如何?若論甲戌本之年代，鄙意底本是一事，過錄(即今本)又是一事，所附批語又是一事，不宜混淆。
如雙行注固與底本相連，若夾批眉批等等則無時不可轉抄、加批，以之推定底本及今本之年代甚難。
此問題非可驟決者。
其間文字(例如第一回)有出己庚兩本之外者，别是一格；不能設想雪芹晚年有此改筆，亦不為後來各本所依，當為早年之筆無疑。
吳藏己酉序本昔借來匆匆一讀，于即還之。
其時弟适傷臂，倩人錄出如幹條，極不多。
以其不甚佳，恐屬妄改，未采入校本中。
今承 詢及，移錄前抄者十二條奉上，庶嘗鼎一脔，聊佐清談。
前寫“随筆”纰缪良多，悔其少作，舊稿亦已零落，緻未克檢呈，為歉。
五四年作家協會編印《紅樓夢參考資料》之三，即其全稿，或可在圖書館中覓得欤。
匆複候 著祺 弟俞平伯頓首 七月二十六日 從我們見的俞先生的筆墨文詞來評量，這是一件非常難得的珍迹，是一幅用意的寫作，我不知他平生能有多少封信是這麼寫的。
若論到此劄的内容，那就更為珍貴了——一封信内答複了我提出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是流行本後四十回究出誰手?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過失。
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個晚出的本子，理由隻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後多年的批語。
四是願聽他對“己酉本”的看法。
(這些我俱不記得，是從複信中推知的。
平生所寫論學書劄，數量極大，遠比已印的專著為富，但俱随浩劫蕩盡矣。
)而俞先生不厭其煩，逐一答複，述其所見，明晰而無遊詞，是學者的可貴的誠懇态度。
今日重溫，第一條尚須存疑(因高鹗序文中的明言共“襄”其事了)。
第二條确見俞先生的文學修養及鑒賞水平高于胡适先生，以為流布“程乙”劣本是可惜之事，說那是“敝帚”之自“享”，婉而不谀。
第三條不以某人的大言(而且竭力攻擊譏笑别人)為然，指出批可後加，可轉錄，豈可以此定正文的早晚，與拙見正同。
(不知俞先生的《全集》有否此論?) 1954年10月發起“批俞”運動之後，到60年代之初，紅學方見稍稍複蘇——是由于國家大規模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引發的不同尋常的學術複興契機。
我與俞先生的這一時期的通信論學，就是這一“紅學史階段”的表現。
重溫舊迹，感觸紛如。
如今能寫這種書信的人已十分難遇了，前輩風範，令人懷思，令人歎惜。
俞先生記憶力很好，一次文代會上同車，他還說：無量大人胡同在明代叫吳良大人胡同。
可見其心思細密，不遺瑣末(吳良似是明之開國功臣)。
文代會上有一幅大照片，主持者安排的：俞老坐沙發當中，左為吳世昌，右為筆者。
吳恩裕兄竟無“位次”，為了“入鏡”，坐在沙發的扶手背上。
俞先生學術生涯六十年曾有慶祝盛會，我攜賀詩并蘇州評彈老藝人黃異庵托我轉奉的詩箋，到會親手交付他老，他顯得很高興。
會後又感賦《滿庭芳》一曲，吳小如兄見之，特以工楷書為大幅。
我與俞先生的最後一面是在北海禦膳園，單位設宴招待日本紅學家伊藤漱平時，俞先生竟特例莅臨。
詩曰： 論學從來有異同，何傷交誼共研《紅》。
三通遺劄逃文劫，字句猶存老輩風。
平曾有一想法：程乙本流傳矣，脂本亦稍稍流傳矣，而刻本之祖若程甲者迄無一可據之定本，于學者誠為匪便。
甲與乙每相混，不易辨識。
今友朋中多有藏此殘簡者；文學所曾入藏一部，觀書品甚佳，卻未曾核對。
若能彙萃諸家所有，經子細審定而影印之，或亦紀念作者之一事，而津逮來學尤非淺鮮。
歲竊懷此意，迄未曾言之，質諸高明，以為如何?若論甲戌本之年代，鄙意底本是一事，過錄(即今本)又是一事，所附批語又是一事，不宜混淆。
如雙行注固與底本相連，若夾批眉批等等則無時不可轉抄、加批，以之推定底本及今本之年代甚難。
此問題非可驟決者。
其間文字(例如第一回)有出己庚兩本之外者，别是一格；不能設想雪芹晚年有此改筆，亦不為後來各本所依，當為早年之筆無疑。
吳藏己酉序本昔借來匆匆一讀，于即還之。
其時弟适傷臂，倩人錄出如幹條，極不多。
以其不甚佳，恐屬妄改，未采入校本中。
今承 詢及，移錄前抄者十二條奉上，庶嘗鼎一脔，聊佐清談。
前寫“随筆”纰缪良多，悔其少作，舊稿亦已零落，緻未克檢呈，為歉。
五四年作家協會編印《紅樓夢參考資料》之三，即其全稿，或可在圖書館中覓得欤。
匆複候 著祺 弟俞平伯頓首 七月二十六日 從我們見的俞先生的筆墨文詞來評量，這是一件非常難得的珍迹，是一幅用意的寫作，我不知他平生能有多少封信是這麼寫的。
若論到此劄的内容，那就更為珍貴了——一封信内答複了我提出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是流行本後四十回究出誰手?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過失。
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個晚出的本子，理由隻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後多年的批語。
四是願聽他對“己酉本”的看法。
(這些我俱不記得，是從複信中推知的。
平生所寫論學書劄，數量極大，遠比已印的專著為富，但俱随浩劫蕩盡矣。
)而俞先生不厭其煩，逐一答複，述其所見，明晰而無遊詞，是學者的可貴的誠懇态度。
今日重溫，第一條尚須存疑(因高鹗序文中的明言共“襄”其事了)。
第二條确見俞先生的文學修養及鑒賞水平高于胡适先生，以為流布“程乙”劣本是可惜之事，說那是“敝帚”之自“享”，婉而不谀。
第三條不以某人的大言(而且竭力攻擊譏笑别人)為然，指出批可後加，可轉錄，豈可以此定正文的早晚，與拙見正同。
(不知俞先生的《全集》有否此論?) 1954年10月發起“批俞”運動之後，到60年代之初，紅學方見稍稍複蘇——是由于國家大規模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引發的不同尋常的學術複興契機。
我與俞先生的這一時期的通信論學，就是這一“紅學史階段”的表現。
重溫舊迹，感觸紛如。
如今能寫這種書信的人已十分難遇了，前輩風範，令人懷思，令人歎惜。
俞先生記憶力很好，一次文代會上同車，他還說：無量大人胡同在明代叫吳良大人胡同。
可見其心思細密，不遺瑣末(吳良似是明之開國功臣)。
文代會上有一幅大照片，主持者安排的：俞老坐沙發當中，左為吳世昌，右為筆者。
吳恩裕兄竟無“位次”，為了“入鏡”，坐在沙發的扶手背上。
俞先生學術生涯六十年曾有慶祝盛會，我攜賀詩并蘇州評彈老藝人黃異庵托我轉奉的詩箋，到會親手交付他老，他顯得很高興。
會後又感賦《滿庭芳》一曲，吳小如兄見之，特以工楷書為大幅。
我與俞先生的最後一面是在北海禦膳園，單位設宴招待日本紅學家伊藤漱平時，俞先生竟特例莅臨。
詩曰： 論學從來有異同，何傷交誼共研《紅》。
三通遺劄逃文劫，字句猶存老輩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