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情與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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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不是年表排的是非正誤的問題，卻變成了排年表根本不可能的表态。
三、他行文的口吻顯得很特别，頗帶酸氣。
俞先生的心理活動，我始終理解不透。
這兒，就又要提到魯迅先生——提他不是說他與我有什麼關系(他未及見到拙文)，而是應該說明：這位大師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中專論《紅樓夢》時也采用了“年表”! 這在此書的初版兩卷本裡，十分鮮明，現行本是後來删去了，以故很多人也不知曉。
有趣的而且重要的是年表的形式雖删，“精神”仍在，并未消失。
證據就是先生在叙論中 說道：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頃)，有小說曰石頭記者忽出于北京，曆五六年而盛行。
然皆寫本，以數十金鬻于廟市。
其本止八十回…… 我早時初讀先生此語，就心想：那“曆五六年而盛行”是怎麼得知的?定有依據。
及見未删本的年表，方知這都是那表中所列的年次。
附帶一言：先生在此書中運用“年表”，亦非一例，如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中，即有年表一幅——盡管那非關作者，而治學精神是一緻的。
魯迅先生為何後來又将第二十四篇之年表删去?沒見有誰舉示理由。
若假想是因為“年表”中有參用小說人物與作者混同、即犯“自傳說”之嫌，我難以苟同，因為他始終認為曹雪芹是寶玉的“模特”，“整個兒的進了小說”! 這樁小說史重大公案，還有待高明碩學做出研究講解。
至于我，承蒙胡、俞兩位先生見教，雖有熱冷之分，我同樣感荷不忘。
這是因為，沒有他們的鼓舞與迎頭冷水潑來，就不會激發我走上紅學之路，而且百折不撓。
那時我心裡有一句話：“我一定要将年表做出來給你看!” 于是，我由學“洋文”轉入了學“紅文”，直至今天；《紅樓夢新證》乃此誓言之結果也。
很清楚：《新證》正是一部“特大年表”，豈有他哉。
詩曰： 多感迎頭語意冰，一瓢冷水亦多情。
洋文寡味紅文好，年表排來幸已成。
［附記］ 俞先生于1954年2月給他的老師知堂的一封信劄中有兩處提到我：一是說“……‘舊時真本’《紅樓》的系續書之一，決非原作。
……汝昌君好奇之過耳。
……”二是說我主張雪芹卒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和旗籍滿洲包衣之說“亦是錯誤的”。
謹按：前者之出處，不止《續閱微草堂筆記》，類似之記載頗可互證；且我也曾表示過：縱非原著，也當出于知情者依據雪芹之本意而撰作，非一般不相幹的“續書”“仿作”者所能想象而至。
後者實因他主張“壬午說”，遂斷癸未為“錯誤”，不留商讨餘地了。
近來學者不乏新意，如李奉佐先生在貴州《紅樓》即發文為“癸未說”做出補證，具有學術說服力。
可惜俞先生已不及見矣。
旗籍問題，早已無人再信“漢軍”。
俞先生函告知堂可去閱看的文章，是指他在《文學遺産》創刊号上發文，率先批評拙著《新證》的那種意見，口氣十分自信。
三、他行文的口吻顯得很特别，頗帶酸氣。
俞先生的心理活動，我始終理解不透。
這兒，就又要提到魯迅先生——提他不是說他與我有什麼關系(他未及見到拙文)，而是應該說明：這位大師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說》中專論《紅樓夢》時也采用了“年表”! 這在此書的初版兩卷本裡，十分鮮明，現行本是後來删去了，以故很多人也不知曉。
有趣的而且重要的是年表的形式雖删，“精神”仍在，并未消失。
證據就是先生在叙論中 說道：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頃)，有小說曰石頭記者忽出于北京，曆五六年而盛行。
然皆寫本，以數十金鬻于廟市。
其本止八十回…… 我早時初讀先生此語，就心想：那“曆五六年而盛行”是怎麼得知的?定有依據。
及見未删本的年表，方知這都是那表中所列的年次。
附帶一言：先生在此書中運用“年表”，亦非一例，如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中，即有年表一幅——盡管那非關作者，而治學精神是一緻的。
魯迅先生為何後來又将第二十四篇之年表删去?沒見有誰舉示理由。
若假想是因為“年表”中有參用小說人物與作者混同、即犯“自傳說”之嫌，我難以苟同，因為他始終認為曹雪芹是寶玉的“模特”，“整個兒的進了小說”! 這樁小說史重大公案，還有待高明碩學做出研究講解。
至于我，承蒙胡、俞兩位先生見教，雖有熱冷之分，我同樣感荷不忘。
這是因為，沒有他們的鼓舞與迎頭冷水潑來，就不會激發我走上紅學之路，而且百折不撓。
那時我心裡有一句話：“我一定要将年表做出來給你看!” 于是，我由學“洋文”轉入了學“紅文”，直至今天；《紅樓夢新證》乃此誓言之結果也。
很清楚：《新證》正是一部“特大年表”，豈有他哉。
詩曰： 多感迎頭語意冰，一瓢冷水亦多情。
洋文寡味紅文好，年表排來幸已成。
［附記］ 俞先生于1954年2月給他的老師知堂的一封信劄中有兩處提到我：一是說“……‘舊時真本’《紅樓》的系續書之一，決非原作。
……汝昌君好奇之過耳。
……”二是說我主張雪芹卒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和旗籍滿洲包衣之說“亦是錯誤的”。
謹按：前者之出處，不止《續閱微草堂筆記》，類似之記載頗可互證；且我也曾表示過：縱非原著，也當出于知情者依據雪芹之本意而撰作，非一般不相幹的“續書”“仿作”者所能想象而至。
後者實因他主張“壬午說”，遂斷癸未為“錯誤”，不留商讨餘地了。
近來學者不乏新意，如李奉佐先生在貴州《紅樓》即發文為“癸未說”做出補證，具有學術說服力。
可惜俞先生已不及見矣。
旗籍問題，早已無人再信“漢軍”。
俞先生函告知堂可去閱看的文章，是指他在《文學遺産》創刊号上發文，率先批評拙著《新證》的那種意見，口氣十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