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樓夢新證 》 的前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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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有意邀請，特煩函商。
我雖也喜歡成都，到底更願回京，于是答應了。
該社總社長是馮雪峰，副領導是巴人(王任叔)，主管“古典”之事(另有樓适夷則主管魯迅、翻譯等編室)。
故調我是由當時中宣部特電川大，而川大不放行，傳出風聲：“外文系即使不辦了(當時學生不願學英語了)，中文系也請留。
并且即可晉升副教授……” 後聞特調電已至再至三，川大校長彭迪先方說：“再不放他，就是不服從中央命令了!”并召見我，囑我回京後仍然關心川大的事業。
我于1954年春末，穿三峽而北返，放棄了高校的副教授，當了一名可憐的編輯。
入社之後，聶绀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恢複”已出之《三國演義》中的題詠詩(聶雲：毛主席見該社所校印的《三國》盡删其中“後人有詩歎曰”等大量詩句，說這不行，要恢複!對此我另有專文叙及了，今不重複)。
此事完成，即命組成一個專組，專門整校一部新版佳本《紅樓夢》。
因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願，故很高興，即訂出計劃，交上去了，聶老等也點了頭，立待執行。
當時我被安排在一樓，與舒蕪同室辦公。
一日，舒蕪忽從二樓聶處(聶獨一屋，生活與辦公皆在其間，不另坐班)回室，推門進來，向我傳達指示：領導有話，新版《紅樓》仍用“程乙本”，一字不許改——實在必須變動的(如顯誤、難通等原有的訛誤字)也要有校勘記，交代清楚。
舒蕪話很簡潔，面無表情，此外無一字閑言。
我雖書生氣十足，卻也直觀意識到事情大不簡單；而且，聶公對此，從頭到尾，絕無片言向我直接傳示與解釋(這與他給我的任務恰恰相反!)。
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實際，與聶老交又不深，故此總未敢向他請問一句——這都是怎麼一回事?! 此事于我，至今還是一個大謎。
我隻好服從命令，做我最不願做的“校程乙”工作。
很久以後，漸漸得聞，原來“人文社”調我也有原因：該社所出的頭版《紅樓夢》，是采了亞東圖書館的(胡适考證、陳獨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個不甚好的“雜校本”，又經當時負責的編輯汪靜之“整”了一番，不知怎麼弄的，反正是問題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見，就向胡喬木提出批評。
胡據俞說，又批了“人文社”。
這下子，社之有關領導、負責人等吃不住了，據雲在内部和公開的會上，做了檢讨。
這樣，當然心裡窩着氣，又無善策——才想要調我來“重整旗鼓”。
未料此策失靈，也不知怎麼反複決策：硬命令堅持那個“程乙本”。
再說說我這“紅人”的事—— 大約我剛返京華，《文學遺産》創刊版在報上問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的大文，對《新證》提出批評，記得其要點之一是說曹雪芹還是“漢軍”，而拙考謂為“内務府包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标新立異”，是“錯”的，雲雲。
約在1948年，俞平伯已為《圖書》撰文發表，大意表示兩點：一、自己無有新意；二、如照周文所考生年，則“自傳說”即不複能成立了，雲雲。
我也發了一文，指出胡氏反響雖隻同意“一半”，但對此題之讨論表現了很大熱情。
随後，又有署名“粟豐”的批評文章，大意是說我的觀點不正确，對“寫實”的概念有不同見解(魯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一義，加上雪芹原文“實錄其事”等等，我很強調芹書與西方虛構小說不同，而這是它“自傳性”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須“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對)。
以後，《文學遺産》及其《增刊》還有其他鴻文續予批貶。
我這部“走紅”為時甚暫的“大著”由此逐步褪色——走向了“灰黑”。
聶老函邀時，由該社重印《新證》(給高酬)是一個許諾條件。
但事勢發展後，再也不提這一協議了。
我剛回京，首次見聶老，就對我說：《新證》出後，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問，但相信這不會是訛傳。
如今證實，見徐中遠著《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有兩處提到《新證》。
我之所知，限于此一句傳聞，這對我此後的“命運”影響如何?也不深知，無從探究。
但當年下半年，批俞批胡運動就逐步展開而升級了，我很快變成了“資産階級胡适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來越兇，有一篇說我“比胡适還反動”! 我由“紅”變“黑”了。
爾時我年方三十四歲，哪裡經過(理解)這麼複雜而嚴峻的“形勢”，吓得驚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純學術著述到底具有何種大逆不道的“極端反動性”。
雖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後來方知：美國有一位紅學家叫米樂山(Miller)，在其專著中把我叫做“紅色紅學家”。
這真有趣之至。
詩曰： 一證《紅樓》百事叢，當年辛苦倍貧窮。
青衫學子曾何計，異日吹求出巨公。
我雖也喜歡成都，到底更願回京，于是答應了。
該社總社長是馮雪峰，副領導是巴人(王任叔)，主管“古典”之事(另有樓适夷則主管魯迅、翻譯等編室)。
故調我是由當時中宣部特電川大，而川大不放行，傳出風聲：“外文系即使不辦了(當時學生不願學英語了)，中文系也請留。
并且即可晉升副教授……” 後聞特調電已至再至三，川大校長彭迪先方說：“再不放他，就是不服從中央命令了!”并召見我，囑我回京後仍然關心川大的事業。
我于1954年春末，穿三峽而北返，放棄了高校的副教授，當了一名可憐的編輯。
入社之後，聶绀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恢複”已出之《三國演義》中的題詠詩(聶雲：毛主席見該社所校印的《三國》盡删其中“後人有詩歎曰”等大量詩句，說這不行，要恢複!對此我另有專文叙及了，今不重複)。
此事完成，即命組成一個專組，專門整校一部新版佳本《紅樓夢》。
因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願，故很高興，即訂出計劃，交上去了，聶老等也點了頭，立待執行。
當時我被安排在一樓，與舒蕪同室辦公。
一日，舒蕪忽從二樓聶處(聶獨一屋，生活與辦公皆在其間，不另坐班)回室，推門進來，向我傳達指示：領導有話，新版《紅樓》仍用“程乙本”，一字不許改——實在必須變動的(如顯誤、難通等原有的訛誤字)也要有校勘記，交代清楚。
舒蕪話很簡潔，面無表情，此外無一字閑言。
我雖書生氣十足，卻也直觀意識到事情大不簡單；而且，聶公對此，從頭到尾，絕無片言向我直接傳示與解釋(這與他給我的任務恰恰相反!)。
我初到不久之人，一切不明真相實際，與聶老交又不深，故此總未敢向他請問一句——這都是怎麼一回事?! 此事于我，至今還是一個大謎。
我隻好服從命令，做我最不願做的“校程乙”工作。
很久以後，漸漸得聞，原來“人文社”調我也有原因：該社所出的頭版《紅樓夢》，是采了亞東圖書館的(胡适考證、陳獨秀序)程乙本，本已是一個不甚好的“雜校本”，又經當時負責的編輯汪靜之“整”了一番，不知怎麼弄的，反正是問題不少；俞平伯看了，很有意見，就向胡喬木提出批評。
胡據俞說，又批了“人文社”。
這下子，社之有關領導、負責人等吃不住了，據雲在内部和公開的會上，做了檢讨。
這樣，當然心裡窩着氣，又無善策——才想要調我來“重整旗鼓”。
未料此策失靈，也不知怎麼反複決策：硬命令堅持那個“程乙本”。
再說說我這“紅人”的事—— 大約我剛返京華，《文學遺産》創刊版在報上問世了，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的大文，對《新證》提出批評，記得其要點之一是說曹雪芹還是“漢軍”，而拙考謂為“内務府包衣人”，皇家奴籍是“周君标新立異”，是“錯”的，雲雲。
約在1948年，俞平伯已為《圖書》撰文發表，大意表示兩點：一、自己無有新意；二、如照周文所考生年，則“自傳說”即不複能成立了，雲雲。
我也發了一文，指出胡氏反響雖隻同意“一半”，但對此題之讨論表現了很大熱情。
随後，又有署名“粟豐”的批評文章，大意是說我的觀點不正确，對“寫實”的概念有不同見解(魯迅早就提出的“正因寫實，轉成新鮮”一義，加上雪芹原文“實錄其事”等等，我很強調芹書與西方虛構小說不同，而這是它“自傳性”的基本因素，似乎粟文意在必須“集中概括”、“典型化”才對)。
以後，《文學遺産》及其《增刊》還有其他鴻文續予批貶。
我這部“走紅”為時甚暫的“大著”由此逐步褪色——走向了“灰黑”。
聶老函邀時，由該社重印《新證》(給高酬)是一個許諾條件。
但事勢發展後，再也不提這一協議了。
我剛回京，首次見聶老，就對我說：《新證》出後，毛主席看了……此事我不敢深問，但相信這不會是訛傳。
如今證實，見徐中遠著《毛澤東讀評五部古典小說》(華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有兩處提到《新證》。
我之所知，限于此一句傳聞，這對我此後的“命運”影響如何?也不深知，無從探究。
但當年下半年，批俞批胡運動就逐步展開而升級了，我很快變成了“資産階級胡适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批判文章越來越兇，有一篇說我“比胡适還反動”! 我由“紅”變“黑”了。
爾時我年方三十四歲，哪裡經過(理解)這麼複雜而嚴峻的“形勢”，吓得驚魂不定，而另一方面，我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的純學術著述到底具有何種大逆不道的“極端反動性”。
雖然我已被“批倒批臭”，可是後來方知：美國有一位紅學家叫米樂山(Miller)，在其專著中把我叫做“紅色紅學家”。
這真有趣之至。
詩曰： 一證《紅樓》百事叢，當年辛苦倍貧窮。
青衫學子曾何計，異日吹求出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