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校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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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派的守路口盤生人、防私逃的職務。
我向他作辭，他坐着不動，冷冷地點頭示意。
(他與孫用系原《魯迅全集》編輯室的人，後調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
在先，他還視我為“學者”，見了就笑而示意；後來“文革”他對我有看法，曾大嗓門批判我，說從未見過像我這樣“反動的知識分子”。
在幹校又住同屋，極少理我，頗有“敬鬼神而遠之”之雅緻了。
) 拉車的小夥子是彭慶生。
提起他，不由我不插叙幾句。
慶生是“文革”中剛從北大出來的“小将”，能得“風氣之先”，到那個單位後一張大字報掀開新的一頁，很快成了運動的主腦人。
但運動的階段層次變化太大太多了，簡而言之，及達幹校後，他又因變化而成了“5·16”的“重要”人物，受苦不小。
拉車送我，正是他倒黴受懲的一種“改造”方式。
小夥子畢竟不凡，頂得住，拉着重物走數十裡不平之路，可非易事。
他面不改容，也無任何“心情表現”。
我這兒提他，是因為紀念此行的受累者，也紀念他對我的照顧——不知何因，他在“當權”時就特别加我青目，而發誓要把我打成“反革命”的一頭頭(司機高某)卻與慶生水火難投。
下幹校火車上慶生就要我在空位上卧息，還送來毛毯給我蓋上。
到了鹹甯，還未蓋房借住民居時，見我衣服不夠，他把嶄新的棉大衣送來讓我穿，“髒了也沒關系!” 莫忘，這是何等歲月，何等“境界”，在平常情況下這也令人感激了，何況是“非常”的日子裡!我難忘記。
運動過後，久之方知他在語言學院執教了。
為職稱的事，為他的古代詩學著述(不止一部)的事，都來找我。
他身體好時，每年正月初一，必從郊外趕來賀歲。
我的“難友”與學誼的緣分頗不一般，思之意味不淺。
插話到此暫休。
且說我到火車站。
人若走上好運了，到處可遇好人。
我到車站正值中午休班，不賣車票。
我到窗口，卻有一位姑娘在内，把證件給她看，她看了竟破格照顧說：“我先給你一張吧，省得一會兒你排隊擠得累。
”她還說可以把手提包寄存她室内，伶伶俐俐地到街上走走——離車開還有一個多小時呢! 我感謝極了，這真是一位好心的女士(那時還沒有此稱可随意使用)，她見我那敝衣黑疲的窮書生樣子，也許不無憫人之心吧? 我逛了商店，買一件告别湖北的小物件作紀念品。
從從容容上了車——票在手裡了呀! 車很清靜，那時上京的人看來不多。
落座不久，一位探親假回京的同事上來了——卻遞給我一封信，看時，竟是家兄祜昌寄到幹校的信函，不禁喜上加喜。
不知哪位好人見信到了，知我已行，竟讓那同事(姓袁)捎了來。
我到京時，乃是1970年的9月5日的上午。
“山妻”見我回來，當然隻以為是12天的探親例假之幸了。
及至我對她說：“我不用再回湖北了!”她十分驚訝——因為她曾向“知情”的某司機打聽過：“這些下幹校的，還能回得來嗎?”得到的答語是：“多半是回不來了!” 我持公函到文化部(還是老樓，位于朝陽門内大街)報到。
傳話入内後，出來一位“留守”同志，他看了公函，立刻打電話——我當然不知是給誰，隻聽見一兩句：“……周總理指示的，這很重要……” 但誰也不知應把我“安插”在何處。
後來，讓我暫在原單位“挂着”等候。
人民文學出版社隻有幾位“留職”者專司印制“樣闆戲”，在底樓。
二樓皆空，給我一間屋，裡面已塵積寸許! 我在那辦公處，無“公”可“辦”。
這時，我太“自由”了，誰也不敢來“管”我了。
連軍宣隊的長官見了我，也客氣地說：“周汝昌同志，你還要繼續革命呀!”(那是當時的一句新口号，能膺此語的，已不再是“犯錯誤”、“有罪行”的壞分子了。
) 此前此後，轟動了幹校，皆不知我是“多大來頭”。
以緻謠言四起編造故事。
這是奇事，彼時正在大力加緊催辦繼續下幹校，不許逃避——原指示“老弱病殘”除外，到此一概不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得改變。
試想，此時此際，怎麼一個區區的周汝昌，卻會由周總理專電調回呢?! 大家猜謎。
羨者，妒者，捧者，暗害者……世态盡呈于我身邊左右。
“工宣隊”也曾讓我寫個報告，訴訴想做什麼工作，以便上達。
可是這份報告也了無下文，是未呈?是遭人扣押?不久“工宣隊”也走了，我去問誰?茫然惘然。
無“公”可“辦”時，代社長王緻遠忽抱來一批郭小川的詩集，讓我看看。
又曾陪郭小川來看我。
他見桌上擺着的詩集子，說：“這些東西，都不能再出了。
”我不敢妄答，以苦笑報之。
詩曰： 幹校驚雷萬衆疑，書生“何術”遞文詞? 人心夷險真難測，感謝窗中女票師。
我向他作辭，他坐着不動，冷冷地點頭示意。
(他與孫用系原《魯迅全集》編輯室的人，後調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
在先，他還視我為“學者”，見了就笑而示意；後來“文革”他對我有看法，曾大嗓門批判我，說從未見過像我這樣“反動的知識分子”。
在幹校又住同屋，極少理我，頗有“敬鬼神而遠之”之雅緻了。
) 拉車的小夥子是彭慶生。
提起他，不由我不插叙幾句。
慶生是“文革”中剛從北大出來的“小将”，能得“風氣之先”，到那個單位後一張大字報掀開新的一頁，很快成了運動的主腦人。
但運動的階段層次變化太大太多了，簡而言之，及達幹校後，他又因變化而成了“5·16”的“重要”人物，受苦不小。
拉車送我，正是他倒黴受懲的一種“改造”方式。
小夥子畢竟不凡，頂得住，拉着重物走數十裡不平之路，可非易事。
他面不改容，也無任何“心情表現”。
我這兒提他，是因為紀念此行的受累者，也紀念他對我的照顧——不知何因，他在“當權”時就特别加我青目，而發誓要把我打成“反革命”的一頭頭(司機高某)卻與慶生水火難投。
下幹校火車上慶生就要我在空位上卧息，還送來毛毯給我蓋上。
到了鹹甯，還未蓋房借住民居時，見我衣服不夠，他把嶄新的棉大衣送來讓我穿，“髒了也沒關系!” 莫忘，這是何等歲月，何等“境界”，在平常情況下這也令人感激了，何況是“非常”的日子裡!我難忘記。
運動過後，久之方知他在語言學院執教了。
為職稱的事，為他的古代詩學著述(不止一部)的事，都來找我。
他身體好時，每年正月初一，必從郊外趕來賀歲。
我的“難友”與學誼的緣分頗不一般，思之意味不淺。
插話到此暫休。
且說我到火車站。
人若走上好運了，到處可遇好人。
我到車站正值中午休班，不賣車票。
我到窗口，卻有一位姑娘在内，把證件給她看，她看了竟破格照顧說：“我先給你一張吧，省得一會兒你排隊擠得累。
”她還說可以把手提包寄存她室内，伶伶俐俐地到街上走走——離車開還有一個多小時呢! 我感謝極了，這真是一位好心的女士(那時還沒有此稱可随意使用)，她見我那敝衣黑疲的窮書生樣子，也許不無憫人之心吧? 我逛了商店，買一件告别湖北的小物件作紀念品。
從從容容上了車——票在手裡了呀! 車很清靜，那時上京的人看來不多。
落座不久，一位探親假回京的同事上來了——卻遞給我一封信，看時，竟是家兄祜昌寄到幹校的信函，不禁喜上加喜。
不知哪位好人見信到了，知我已行，竟讓那同事(姓袁)捎了來。
我到京時，乃是1970年的9月5日的上午。
“山妻”見我回來，當然隻以為是12天的探親例假之幸了。
及至我對她說：“我不用再回湖北了!”她十分驚訝——因為她曾向“知情”的某司機打聽過：“這些下幹校的，還能回得來嗎?”得到的答語是：“多半是回不來了!” 我持公函到文化部(還是老樓，位于朝陽門内大街)報到。
傳話入内後，出來一位“留守”同志，他看了公函，立刻打電話——我當然不知是給誰，隻聽見一兩句：“……周總理指示的，這很重要……” 但誰也不知應把我“安插”在何處。
後來，讓我暫在原單位“挂着”等候。
人民文學出版社隻有幾位“留職”者專司印制“樣闆戲”，在底樓。
二樓皆空，給我一間屋，裡面已塵積寸許! 我在那辦公處，無“公”可“辦”。
這時，我太“自由”了，誰也不敢來“管”我了。
連軍宣隊的長官見了我，也客氣地說：“周汝昌同志，你還要繼續革命呀!”(那是當時的一句新口号，能膺此語的，已不再是“犯錯誤”、“有罪行”的壞分子了。
) 此前此後，轟動了幹校，皆不知我是“多大來頭”。
以緻謠言四起編造故事。
這是奇事，彼時正在大力加緊催辦繼續下幹校，不許逃避——原指示“老弱病殘”除外，到此一概不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得改變。
試想，此時此際，怎麼一個區區的周汝昌，卻會由周總理專電調回呢?! 大家猜謎。
羨者，妒者，捧者，暗害者……世态盡呈于我身邊左右。
“工宣隊”也曾讓我寫個報告，訴訴想做什麼工作，以便上達。
可是這份報告也了無下文，是未呈?是遭人扣押?不久“工宣隊”也走了，我去問誰?茫然惘然。
無“公”可“辦”時，代社長王緻遠忽抱來一批郭小川的詩集，讓我看看。
又曾陪郭小川來看我。
他見桌上擺着的詩集子，說：“這些東西，都不能再出了。
”我不敢妄答，以苦笑報之。
詩曰： 幹校驚雷萬衆疑，書生“何術”遞文詞? 人心夷險真難測，感謝窗中女票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