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之起步

學”的一大進展。

    意義十分重大。

     這句話是五十年後回顧學術史而得出的客觀結論，不帶任何主觀誇張的色彩。

     發現之後，我草寫了一篇不太長的介紹考論的文稿，就放在宿舍書桌左肘處一堆書物的中間，心中并無多想，除去完成家兄所囑的任務之外，即無他念——當時不要說什麼“名利思想”、“轟動效應”之類，就連發表的意願也不曾萌生。

     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軍封禁之前在校任教的顧随先生，一次來信忽然提到：你課餘是否也可練習撰作文稿，如有，可代介紹發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的兩篇小文寄與了顧師：一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歐陽詢的“少作”，相反，正是晚期的傑作與奇迹。

    另一篇即此敦敏詩集中詠芹詩的介紹，題目将主眼放到了生卒年考訂的方面。

    此二稿，顧先生交付與趙萬裡先生(北京圖書館善本室主任，著名學者)，他正主編一家報紙的“圖書”副刊版。

     趙先生一見拙稿，立即編發了後一篇，而對考歐書的一篇置之弗顧。

     文章刊出了，引起衆多人的矚目。

    在随後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生給我的一封短信。

     胡先生的來信，是趙先生轉給我的，我接到時他早已将此信劄全文編發了。

    這當然引起了更大的影響。

     我的紅學開步，暫記到此，後文下回分解。

    且附記二事：一是我問鄧之誠先生是否知有此詩集，他說：“我早知道；胡适早就來問過我。

    因我不喜歡他——已成‘半個洋人’了——我沒告訴他。

    ”此誠秘聞也。

     其二是燕大藏本後為哈佛大學調去，遂藏在彼。

    今影印者乃原北圖(今國家圖書館)之藏本也。

     詩曰：殘編一卷懋齋存，母教兄言憶舊恩。

     難忘師情群輻辏，百川歸海大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