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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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他的名字。
至于硯背之銘，乃是市賈所幹的糟糕事——從徐世昌的硯銘中摹來的，又僞托另一名家之款記(記不清了)。
這隻為吳桢之“知名度”不為當時常人所悉，故另造“大名”——卻把一方寶硯給毀了，那僞銘俗刻，大煞風景，令人怅恨! 此硯，可珍也可惜。
——不過，它早被“抄沒”，不知被哪位“革命派”飽入私囊了。
這個小經驗，也教訓我，作考證不是易為之事，必須博學多知，必須于“萬象”中辨審真僞是非的混雜之曆史沉積，方得真理。
舉這個例，為的是說明我的“考據癖”從一開始就喜歡考“人”，因為無論考“文”考“物”，歸根結柢(不是“底”，在他處我一用柢字，必有人給“糾”成底字)，都是為了“人”耳。
我第一個考人失敗了。
緊接第二個考人的“人”就是曹雪芹。
所以，我的紅學實際是“曹學”。
此點海外有人譏評過。
他很有識力，沒說錯——隻是他把“紅”、“曹”二學有意地人為割裂(甚至由“并列”引向“對立”)，這就識力太不夠了，未免可惜。
說到這裡，想起《北京大學學報》主編龍協濤先生在對我的專訪中提到西方一種文學理論，說作品是“私生子”，即不必究論其父母何人。
這大約是想表明“人類共性”吧?但那理論家恐怕不知天地間還有個中華古國，與“衆”不同——你若把從屈原到魯迅的一切“作品”都當“私生子”而不知其父母，那就連一句話的真義也讀不出了，而何況曹雪芹的“石頭”自“記”或“情僧”自“錄”哉? 我考“人”考上了雪芹公子，認真地說真已“上了瘾”，從1947年到今日今時，一直沒有絲毫的興緻“稍減”，倒是有增無已。
看不上“曹學”的人總覺得研《紅》是“作品本身”、“文學創作”的事，而“曹學”太“多”了，“妨礙”了“作品”雲雲。
您看，這雖沒提“私生子”，可那“理論精神”不正是若即若離、仿佛依稀嗎? 那種理論家論的是西洋文學，人家也許從來就那麼看事情，我們何必多論；至于我們中華，卻專愛對“私生子”的來由發生興趣，特别下功夫為之尋找“父母”，如紅學中的遺民說、納蘭說、常州某孝廉說、“石兄”說、“叔叔”說……最近還續出的又有“曹淵
至于硯背之銘，乃是市賈所幹的糟糕事——從徐世昌的硯銘中摹來的，又僞托另一名家之款記(記不清了)。
這隻為吳桢之“知名度”不為當時常人所悉，故另造“大名”——卻把一方寶硯給毀了，那僞銘俗刻，大煞風景，令人怅恨! 此硯，可珍也可惜。
——不過，它早被“抄沒”，不知被哪位“革命派”飽入私囊了。
這個小經驗，也教訓我，作考證不是易為之事，必須博學多知，必須于“萬象”中辨審真僞是非的混雜之曆史沉積，方得真理。
舉這個例，為的是說明我的“考據癖”從一開始就喜歡考“人”，因為無論考“文”考“物”，歸根結柢(不是“底”，在他處我一用柢字，必有人給“糾”成底字)，都是為了“人”耳。
我第一個考人失敗了。
緊接第二個考人的“人”就是曹雪芹。
所以，我的紅學實際是“曹學”。
此點海外有人譏評過。
他很有識力，沒說錯——隻是他把“紅”、“曹”二學有意地人為割裂(甚至由“并列”引向“對立”)，這就識力太不夠了，未免可惜。
說到這裡，想起《北京大學學報》主編龍協濤先生在對我的專訪中提到西方一種文學理論，說作品是“私生子”，即不必究論其父母何人。
這大約是想表明“人類共性”吧?但那理論家恐怕不知天地間還有個中華古國，與“衆”不同——你若把從屈原到魯迅的一切“作品”都當“私生子”而不知其父母，那就連一句話的真義也讀不出了，而何況曹雪芹的“石頭”自“記”或“情僧”自“錄”哉? 我考“人”考上了雪芹公子，認真地說真已“上了瘾”，從1947年到今日今時，一直沒有絲毫的興緻“稍減”，倒是有增無已。
看不上“曹學”的人總覺得研《紅》是“作品本身”、“文學創作”的事，而“曹學”太“多”了，“妨礙”了“作品”雲雲。
您看，這雖沒提“私生子”，可那“理論精神”不正是若即若離、仿佛依稀嗎? 那種理論家論的是西洋文學，人家也許從來就那麼看事情，我們何必多論；至于我們中華，卻專愛對“私生子”的來由發生興趣，特别下功夫為之尋找“父母”，如紅學中的遺民說、納蘭說、常州某孝廉說、“石兄”說、“叔叔”說……最近還續出的又有“曹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