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盡思（三）

發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紅學理論。

     本書意在抉示這位間世而出的奇女異才的紅學特點，可以予人以啟發，而不是要進行極為繁細的專門性學術讨論。

    那将糾纏萬言，未必能說明問題之一二，讀者也不會歡迎那種“文章”，故在這一方面概從簡略。

     回首自有“紅學”以來,我是第一個确認“三真本”、創立“大彙校”思路、計劃的開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當時是西語系學生，正作論文，隻有課餘一點時間，匆匆草創，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發現重大問題，但畢竟條件太有限了，如何能與後來張女士的那樣諸般具備、精思力作之可比？這也就是我不拟與她過細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張愛玲并不了解我的任何具體情況，有些話不與我相幹，我毫無“計較”之意。

    所憾者，我行年87歲了，目壞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隻有1985年的《石頭記鑒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曆史性”的書，再想有所作為，力不從心了。

    這本小書寄意遣懷，向同道者尋求“對話”、“共識”、互諒互解，而無意把重點放在分歧争議上。

    我想，仁人志士，當鑒此情。

     詩曰： 悼念才人才最難，萬言能有幾言安？ 張長李短皆無謂，同為芹溪護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