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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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筆下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也已抛開一切社會經濟利害的因素，成為一種脫俗的純情的也是理想的性愛。
郭靖完全不考慮華筝的公主地位而決心與黃蓉相好。
趙敏為了張無忌，毅然抛開郡主的家門。
胡一刀選擇妻子時，置大筆财富于不顧，他說：“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
”凡此種種，無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傾向。
金庸在個人與社會總體的關系上，主張要為多數民衆的利益着想，贊美喬峰、郭靖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個人與個人的關系上，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側面。
人，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
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樣隻講個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脹，人欲橫流，社會公衆利益受到侵害，這個社會就會發生種種問題。
可是像古代中國有些思想家那樣，隻肯定群體或王權利益，過分抑制甚至無視個體利益，犧牲人的個性，這個社會也會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許多悲劇。
隻有将社會責任和個性自由兩者兼顧，才真正是人類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健全意識，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達的現代意識。
五 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識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俠小說注定要遠離現實。
但究其實，并不可一概而論。
金庸小說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當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發，它們不但不脫離現實，反而應該說是深入現實的筆墨。
作為政論家（23）同時又是小說家的金庸，對諸多的社會現象和曆史事件，常常保持着客觀、清醒、獨立思考的态度。
創作過程中，他把得自現實的這些感受連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灼見，融彙入小說，轉化成形象。
這是金庸武俠小說富有思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隻要讀讀《射雕英雄傳》的第一回，我們就知道金庸不但相當熟悉南宋時期的政治軍事鬥争，而且對那段曆史很有自己的見解。
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種悲憤的激情，為全書奠定了基調。
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嶽飛。
《射雕英雄傳》卻通過曲三和說書人張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嶽爺爺的罪魁禍首，隻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他為了坐穩他的皇帝寶座，甯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欽二帝的嶽飛害死，向金國一再退讓，甚至竟然向金國皇帝上降表稱臣。
這就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淪喪，主張抗日的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被殺害，等等。
台灣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雕英雄傳》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屬于香港《大公報》系統這個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說内容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是一個緣由（直到1979年，台灣初次印這部作品時，還要改個名字，叫做《大漠英雄傳》）。
在中國大陸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讀者，當他們讀到《笑傲江湖》中寫日月神教和《鹿鼎記》中寫神龍教的那些筆墨時，一定會聯想到“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強制推行的所謂“早請示”、“晚彙報”、“三忠于”、“四無限”那套極端個人迷信的活動。
小說中的日月神教，在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一夥把持下，強令徒衆服有毒藥物而自己則壟斷解藥，以維持教主的個人權威。
部屬每人說話，一開口就是：“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人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說什麼：“教主指示聖明，曆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世不辭。
”荒誕的情節形式，呈現着發人深思的現實内容。
有關神龍教的描寫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筆墨并不是出現在“文革”結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這場動亂的決議之後，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間“文革”正在進行，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寫出的。
這就真正顯示出作者辨别複雜事物的可貴眼力和敢于堅持真理的無畏勇氣。
即使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中，由于“左”傾思潮的一度猖獗，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電台廣播員，就因為批評“文革”中的個人迷信現象而在1967年那場“紅色風暴”中被人以汽油澆身活活燒死。
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殺的“五人黑名單”，一度被迫離港出走。
事情就曾這樣十分荒唐而又尖銳得血淋淋地擺在人們面前。
隻有了解這些，我們對金庸小說的評價才能從某些俗見中解脫出來。
不妨舉《笑傲江湖》中一段描寫作為金庸小說富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例證。
東方不敗被殺，任我行恢複教主地位之後，日月神教的骨幹們當着現任教主的面，紛紛揭發批判起東方不敗的罪行。
有的說東方不敗“武功低微，全仗裝腔作勢吓人，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
有的說“東方不敗荒淫好色，強搶民女，淫辱教衆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
如此這般。
真是意味深長！事實上，當初東方不敗是被任我行、向問天、令狐沖三人合力殺死的。
小說寫東方不敗一人抵擋三位高手，仍遊刃有餘，接連施放暗器射傷他們；隻在盈盈用計刺傷其男寵楊蓮亭并使之大叫一聲之後，東方不敗才因心神紛亂而中了雙劍。
這能叫做“武功低微”、“沒半分真實本領”麼？再有，小說早已寫明：東方不敗因練《葵花寶典》（據說乃太監傳下的絕世武功）而先行“自宮”，失去了性能力，他怎麼可能再去“強搶民女，淫辱教衆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呢？這豈不是眼見對方已經垮台反正不能再為自己辯護而展開的胡亂批判麼！而這類所謂勢如破竹式的“揭發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們見到的難道還少麼！小說在這方面顯示的諷刺意味，堪稱入木三分，沒有深刻的觀察和鋒銳的見解，這些筆墨絕對寫不出來！金庸最後兩部小說——《笑傲江湖》與《鹿鼎記》中确有不少寓言成分，而這，正是金庸發揮政論家的洞察力與小說家的想象力并使二者得到較好結合的生動證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說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确又十分獨到的見地。
一部《俠客行》，可以說就是反教條主義、反煩瑣哲學、充滿現代批判精神的作品。
小說通過不識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譯石壁上那首詩裡包藏的絕頂武功，給人豐富的啟示。
它的矛頭旨在批判中國傳統經學那種煩瑣解讀模式的錯誤。
漢代開始的經學，雖然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牽強附會地尋找微言大義（如把愛情詩《關雎》硬解釋成歌頌“後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證而不得要領，抓住細枝末節卻忘記事情的根本方面，這種迂闊固執的書呆子态度，無論如何總是不可取的。
唐詩已經對此有所概括：“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
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24）這是傳統經學誤國誤民的生動寫照。
金庸小說通過石破天參悟武功過程合情合理的描寫，以現代人的态度，點示了傳統經學教條主義煩瑣解讀的根本弱點，它的意義又遠遠超出了批判經學本身。
金庸自己在1977年寫的《俠客行·後記》中說：“各種牽強附會的注釋，往往
郭靖完全不考慮華筝的公主地位而決心與黃蓉相好。
趙敏為了張無忌，毅然抛開郡主的家門。
胡一刀選擇妻子時，置大筆财富于不顧，他說：“世上最寶貴之物，乃是兩心相悅的真正情愛，決非價值連城的寶藏。
”凡此種種，無不寄托了作者的感情傾向。
金庸在個人與社會總體的關系上，主張要為多數民衆的利益着想，贊美喬峰、郭靖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态度；而在個人與個人的關系上，主張尊重個性、保持獨立人格，同情和肯定上述一大批具有真性情的人物：這正代表了現代意識的兩個重要側面。
人，總是既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又要保持獨立的個體人格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
像近代西方有些人那樣隻講個性自由，以至自我膨脹，人欲橫流，社會公衆利益受到侵害，這個社會就會發生種種問題。
可是像古代中國有些思想家那樣，隻肯定群體或王權利益，過分抑制甚至無視個體利益，犧牲人的個性，這個社會也會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造成許多悲劇。
隻有将社會責任和個性自由兩者兼顧，才真正是人類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健全意識，才真正是金庸所要表達的現代意識。
五 最能說明金庸小說富有現代意識的，也許還是他作品中潛藏的那種獨立批判精神。
表面上看，武俠小說注定要遠離現實。
但究其實，并不可一概而論。
金庸小說的有些内容，是作者在當代生活中有所感受而發，它們不但不脫離現實，反而應該說是深入現實的筆墨。
作為政論家（23）同時又是小說家的金庸，對諸多的社會現象和曆史事件，常常保持着客觀、清醒、獨立思考的态度。
創作過程中，他把得自現實的這些感受連同自己的某些真知灼見，融彙入小說，轉化成形象。
這是金庸武俠小說富有思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隻要讀讀《射雕英雄傳》的第一回，我們就知道金庸不但相當熟悉南宋時期的政治軍事鬥争，而且對那段曆史很有自己的見解。
這一回的文字浸透着一種悲憤的激情，為全書奠定了基調。
一般人都知道，是秦桧害死了嶽飛。
《射雕英雄傳》卻通過曲三和說書人張十五之口，揭露了“真正害死嶽爺爺的罪魁禍首，隻怕不是秦桧，而是高宗皇帝”，他為了坐穩他的皇帝寶座，甯可把一心一意抗金、想要迎回徽欽二帝的嶽飛害死，向金國一再退讓，甚至竟然向金國皇帝上降表稱臣。
這就使讀者很容易聯想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大片土地淪喪，主張抗日的張學良被囚禁，楊虎城被殺害，等等。
台灣在五六十年代禁止《射雕英雄傳》出版，除了作者金庸原先屬于香港《大公報》系統這個政治因素外，上述小說内容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是一個緣由（直到1979年，台灣初次印這部作品時，還要改個名字，叫做《大漠英雄傳》）。
在中國大陸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讀者，當他們讀到《笑傲江湖》中寫日月神教和《鹿鼎記》中寫神龍教的那些筆墨時，一定會聯想到“文革”時期林彪、“四人幫”強制推行的所謂“早請示”、“晚彙報”、“三忠于”、“四無限”那套極端個人迷信的活動。
小說中的日月神教，在東方不敗和楊蓮亭一夥把持下，強令徒衆服有毒藥物而自己則壟斷解藥，以維持教主的個人權威。
部屬每人說話，一開口就是：“教主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無遺策，燭照天下，造福人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又說什麼：“教主指示聖明，曆百年而常新，垂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屬下謹奉令旨，忠心為主，萬世不辭。
”荒誕的情節形式，呈現着發人深思的現實内容。
有關神龍教的描寫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筆墨并不是出現在“文革”結束、中共中央作出否定這場動亂的決議之後，而是早在1967至1970年間“文革”正在進行，林彪、“四人幫”氣焰如日中天的時候就寫出的。
這就真正顯示出作者辨别複雜事物的可貴眼力和敢于堅持真理的無畏勇氣。
即使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中，由于“左”傾思潮的一度猖獗，要做到這一點也非常不容易，同樣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一位名叫林彬的香港電台廣播員，就因為批評“文革”中的個人迷信現象而在1967年那場“紅色風暴”中被人以汽油澆身活活燒死。
金庸也曾被列入要殺的“五人黑名單”，一度被迫離港出走。
事情就曾這樣十分荒唐而又尖銳得血淋淋地擺在人們面前。
隻有了解這些，我們對金庸小說的評價才能從某些俗見中解脫出來。
不妨舉《笑傲江湖》中一段描寫作為金庸小說富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例證。
東方不敗被殺，任我行恢複教主地位之後，日月神教的骨幹們當着現任教主的面，紛紛揭發批判起東方不敗的罪行。
有的說東方不敗“武功低微，全仗裝腔作勢吓人，其實沒半分真實本領”。
有的說“東方不敗荒淫好色，強搶民女，淫辱教衆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
如此這般。
真是意味深長！事實上，當初東方不敗是被任我行、向問天、令狐沖三人合力殺死的。
小說寫東方不敗一人抵擋三位高手，仍遊刃有餘，接連施放暗器射傷他們；隻在盈盈用計刺傷其男寵楊蓮亭并使之大叫一聲之後，東方不敗才因心神紛亂而中了雙劍。
這能叫做“武功低微”、“沒半分真實本領”麼？再有，小說早已寫明：東方不敗因練《葵花寶典》（據說乃太監傳下的絕世武功）而先行“自宮”，失去了性能力，他怎麼可能再去“強搶民女，淫辱教衆妻女，生下私生子無數”呢？這豈不是眼見對方已經垮台反正不能再為自己辯護而展開的胡亂批判麼！而這類所謂勢如破竹式的“揭發批判”，在“文革”中乃至“文革”前，人們見到的難道還少麼！小說在這方面顯示的諷刺意味，堪稱入木三分，沒有深刻的觀察和鋒銳的見解，這些筆墨絕對寫不出來！金庸最後兩部小說——《笑傲江湖》與《鹿鼎記》中确有不少寓言成分，而這，正是金庸發揮政論家的洞察力與小說家的想象力并使二者得到較好結合的生動證明。
金庸在自己的小說中，常常提出一些令人感到意外而确又十分獨到的見地。
一部《俠客行》，可以說就是反教條主義、反煩瑣哲學、充滿現代批判精神的作品。
小說通過不識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譯石壁上那首詩裡包藏的絕頂武功，給人豐富的啟示。
它的矛頭旨在批判中國傳統經學那種煩瑣解讀模式的錯誤。
漢代開始的經學，雖然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牽強附會地尋找微言大義（如把愛情詩《關雎》硬解釋成歌頌“後妃之德”的作品），大篇考證而不得要領，抓住細枝末節卻忘記事情的根本方面，這種迂闊固執的書呆子态度，無論如何總是不可取的。
唐詩已經對此有所概括：“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
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24）這是傳統經學誤國誤民的生動寫照。
金庸小說通過石破天參悟武功過程合情合理的描寫，以現代人的态度，點示了傳統經學教條主義煩瑣解讀的根本弱點，它的意義又遠遠超出了批判經學本身。
金庸自己在1977年寫的《俠客行·後記》中說：“各種牽強附會的注釋，往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