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寶的眼淚--《鹿鼎記》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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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說，在社會上靠權謀遊刃有餘的各色人等。
一方面，韋小寶是市民社會中，中國遊民最惡劣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
遊民一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術士以及兵痞、鹽枭、私販，還有大量的江湖藝人以及江湖俠客、遊方僧人，走江湖的說唱藝人和戲曲藝人等等。
流氓作為遊民中的一類，雖屬少數，但他是遊民的群體性格、思想、行為的陰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體現者。
如果非說遊民的群體性格、思想、行為還有光亮一面的話：那麼也就是抽象化了的講信義、重義氣、鋤弱扶強等。
這也是韋小寶身上唯一可以稱道的地方。
正如，金庸先生在《後記》中寫到的：“不過讀我小說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麼應當向這些天真的小朋友們提醒一句：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餘的各種行為，千萬不要照學。
” 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是這樣描述遊民性格的：“遊民與匍匐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注：傳統社會中的士、農、工、商）不同，他們脫離了主流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
許多遊民無妻無子，沒有為人夫、為人父的職責，沒有宗親故舊的監督，也就不必顧及面子，更不會有恥辱的感覺。
他們是沒有根柢，随着時勢浮沉遊蕩的一群；他們沒有地位，失去了社會的尊重。
因此，他們是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也不必考慮角色位置為人們所作的種種規定……他們極端重視眼前利益，不太顧及離現實較遠的後果。
他們很少文化教養，也就沒有了文飾的習慣。
一些社會輿論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視的行為，他們常常不以為非，而且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觀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飾的觀念和性格，在遊民看來沒有掩飾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陰暗面。
”而流氓在思想意識、性格特征上集中體現了遊民群體對社會最具腐蝕性與破壞性的一面。
其突出表現為強烈的反叛性、反社會性和無确定的價值尺度，就像魯迅先生談到知識分子時的“無特操”。
他們以牟取個人和小集團利益為核心，一切理論、口号乃至道德标榜都隻是謀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點小便宜，大到謀權篡位，或以冠冕堂皇的名義欺詐，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奪，隻問目的而不擇手段，泯滅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恥感。
可以說，這些都是很符合韋小寶的流氓品格的。
市井文化與遊民文化是相輔相成的。
而韋小寶就是這種市井文化與遊民文化的結合體。
作為市井文化追求同等社會政治地位的代表，他對于封建君主是蔑視的。
這種市井心理早在元朝鄧牧的《伯牙琴·君道》中就有了體現：“彼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鹹與人同，則夫人故可為也。
”韋小寶心裡一直都罵皇太後是“老鸨”或“老雞婆”。
對待建甯公主還有小郡主包括追求神龍教教主夫人，都有着這種心理在作祟。
或者說，他愛的并不是這些具體的人，而是通過征服這些代表着權勢與高貴的人，從而來征服着小市民的自卑感，挑戰與征服整個自己原本無法企及的，被神化了的權力與權威的世界。
而他對同樣是貧賤出身的雙兒的态度還是有不同的。
當然，盡管，在市井文化中，封建帝王的威嚴與神聖是一掃而光，但他們畢竟無法完全擺脫封建觀念。
所以，韋小寶的一些行為準則，包括義氣也好，對權力的尊崇和仰慕也好，也就是按照自己從小最喜歡聽的說書而來的。
這些說書故事要麼是草莽英雄的故事，盲目的義氣或仇殺，或者是為帝王将相歌功頌德的故事。
同時，他的流氓本性使得他并不太在乎别人的死活，關鍵是自己的利益。
他的僅有的幾次傷心與落淚，有的是義氣的作用，如以為康熙死了，還有是當吳六奇和隆平被害時。
其餘的基本上都是耍賴，或者說，是慨歎自己的得不到女人或金錢，最不濟是被别人欺負實在沒辦法。
他的眼中，是把周圍的一切都當成商品一件件地計算的。
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淚水在他的臉上劃過更多的是虛僞與欺騙的痕迹。
在這一點上，孔慶東先生作出過這樣的評論：“其實這些女人對于韋小寶來說，隻不過是具有一種數量意義。
‘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韋小寶在中國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長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遠喪失了愛的機能。
他混進皇宮當小太監是假的，但是，在愛情的宮殿裡，他卻是個不幸的天閹。
他的處事哲學是妓院哲學，他看女人也永遠是‘婊子’的标準。
對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是占有，花言巧語，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
他從未想到過愛憐、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
他對這些女子的喜歡實質上是一種中國小市民對私有财物的欣喜。
所以，即使他喜歡的女人不喜歡他而愛别人，韋小寶卻并不傷心，而隻是像蝕本的商人一樣絞盡腦汁再騙回來。
韋小寶是天下第一不會傷心之人。
” 關于韋小寶、關于《鹿鼎記》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
半個多世紀以前，王冶秋先生對《阿Q正傳》有段著名的評論。
在這裡，如果把它套用到《鹿鼎記》上的話，就是，“看第一遍，我們會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點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視韋小寶的為人；第四遍，鄙棄化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為深思的眼淚；第六遍，韋小寶還是韋小寶；第七遍，韋小寶向自己身上撲來……第八遍，合而為一；第九遍，又化為你的親戚故舊；第十遍，擴大到你的左鄰右舍；十一遍，擴大到全國；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國土；十三遍，你覺得它是一個鏡；十四遍，也許是警報器。
” 不管讀多少遍，但都無可否認，這是一部偉大的書。
二、書生和市民的較量 《鹿鼎記》也是一部關于書生與市民較量的書。
小說的開頭寫出的是傳統文人“一箫一劍平生意”的想象。
“船艙門呼的一聲，向兩旁飛開，一個三十來歲的書生現身艙口，負手背後，臉露微笑。
”書生和俠客，在這裡相遇了。
正如龔自珍的兩首詩中寫到的：“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
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
”（《乙亥雜詩之二十八》）“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
一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漫感》）和龔自珍一樣，當紙無法或者不能滿足鋪叙家國想象的需要，當沾飽濃墨的筆無法掃出朗朗乾坤時，知識分子或文人，他們渴望着，能用劍向當權者表示反抗，能訴說自己的理想，或者能用它替自己想象中的一群人打出一條坦途。
這些被塑造的儒俠形象，即使泰山要崩于前，他們也必須保持他的溫文儒雅。
這個時候，也就有了陳近南。
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寫顧、黃、呂在舟中論略國事，密謀改天換地，言談之間，處處見凜然俠氣，鋪展開曆史的哀音。
然後，這幾個在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可以算是真正的俠的人物，面對統治者的武力時，惟有束手待擒。
連自殺的機會都找不到。
曆史寫到這裡可謂衰痛至極。
然而，這也是曆史的真實。
陳近南是一個裝扮成文人的俠。
他武功智技冠天下，手下有天地會會衆等一幫死士，還有顧、黃、呂、九難公主、沐王府等文化、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支持。
進行反清複明大業時，更有吳三桂、神龍教等與清廷相牽制的力量，同時還将卧底派到皇帝跟前，并成為皇帝跟前的紅人，可謂占盡天時、地利、人和。
但是，他卻無法一直微笑下去，甚至連陳家洛那樣的幸運也沒有。
論理，作為一個當家的，陳近南遠比陳家洛優秀，前者，永遠從大局着想，包括收韋小寶為徒，讓他當上青木堂的堂主，容忍鄭家少爺的百般猜忌和無理取鬧，死于其手還要求徒弟不報仇；他了解天地會的兄弟，懂得容忍他們的短處，緊緊維系他們的團結一緻，推進“反清複明”的目标。
後者畢竟還是個有理想但乳臭未幹的書生。
陳近南這麼有才能有氣度，卻沒有赢得陳家洛功成身退那樣的潇灑，陳家洛帶領一幹人衆威逼乾隆皇帝，最後遠走大漠，而陳近南卻連笑都不能笑。
他死于一場偷襲，一場跟卑鄙小人有關的偷襲。
大人物死在小人之手，這就是他的結局。
然而，這還不是他悲劇的真正所在，他悲劇的真正所在是，被他視為得力幹将的韋小寶，乃是一個隻認“有奶便是娘”的市民。
市民與書生無高下之别。
但我們無法否定的是，這是多麼不同的兩種人！這兩種人走到一起，無疑将充滿悲劇性的沖突。
故事的結局是陳近南被鄭克塽殺了。
“平生不識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
”陳總舵主雖然英雄卓越，終于不能完成反清複明的大業。
他的遺言是：“小寶，天地會……反清複明大業，你好好幹，咱們漢人齊心合力，終能恢複江山，隻可惜……可惜我見……見不着了……”這樣的話對于韋小寶來說，跟耳邊風沒有任何區别。
雖然憑着一點江湖義氣，他一直執意不擇手段為師傅報仇，但也正是憑着一點江湖義氣，他一直執意不肯刺殺康熙，甚至在神拳無敵夫婦和兒子三人入深宮行刺這樣的關鍵時候，不但不遵師命，而且密報康熙。
這等于是出賣自己的朋友。
但是這樣一個人卻一生履險如夷、逢兇化吉，而且最後還有—次特别的機遇。
這次機遇的發生，金庸先生再次借了顧炎武、查繼佐、黃宗羲、呂留良這些當時大儒作為配角。
和上次跟陳近南的晤談相比，這幾個大儒與韋小寶之間的談話内容上升到一個驚人的高度：“韋香主手绾兵符，又得鞑子皇帝信任，隻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 知識分子或者說書生可以對政治革命有獨特的珍視，甚或某種畸形的愛好與懷戀。
但如果将之過渡到那些掙紮在平庸中、為了日常瑣碎而蠅營狗苟的市民，或許是一種殘酷的、毫無人道的激情。
小說把儒俠陳近南的事業完完全全托付給市民韋小寶。
而這個邏輯是，劉邦是個大流氓，朱元璋是個混混，唐太宗是靠殺了哥哥和弟弟坐上
一方面，韋小寶是市民社會中，中國遊民最惡劣分子——流氓的典型代表。
遊民一般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術士以及兵痞、鹽枭、私販，還有大量的江湖藝人以及江湖俠客、遊方僧人，走江湖的說唱藝人和戲曲藝人等等。
流氓作為遊民中的一類，雖屬少數，但他是遊民的群體性格、思想、行為的陰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體現者。
如果非說遊民的群體性格、思想、行為還有光亮一面的話：那麼也就是抽象化了的講信義、重義氣、鋤弱扶強等。
這也是韋小寶身上唯一可以稱道的地方。
正如，金庸先生在《後記》中寫到的：“不過讀我小說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麼應當向這些天真的小朋友們提醒一句：韋小寶重視義氣，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餘的各種行為，千萬不要照學。
” 王學泰在《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是這樣描述遊民性格的：“遊民與匍匐在角色規定下的‘四民’（注：傳統社會中的士、農、工、商）不同，他們脫離了主流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
許多遊民無妻無子，沒有為人夫、為人父的職責，沒有宗親故舊的監督，也就不必顧及面子，更不會有恥辱的感覺。
他們是沒有根柢，随着時勢浮沉遊蕩的一群；他們沒有地位，失去了社會的尊重。
因此，他們是反對現存的社會秩序的，也不必考慮角色位置為人們所作的種種規定……他們極端重視眼前利益，不太顧及離現實較遠的後果。
他們很少文化教養，也就沒有了文飾的習慣。
一些社會輿論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視的行為，他們常常不以為非，而且為了達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觀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飾的觀念和性格，在遊民看來沒有掩飾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現出中國文化傳統的陰暗面。
”而流氓在思想意識、性格特征上集中體現了遊民群體對社會最具腐蝕性與破壞性的一面。
其突出表現為強烈的反叛性、反社會性和無确定的價值尺度，就像魯迅先生談到知識分子時的“無特操”。
他們以牟取個人和小集團利益為核心，一切理論、口号乃至道德标榜都隻是謀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點小便宜，大到謀權篡位，或以冠冕堂皇的名義欺詐，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奪，隻問目的而不擇手段，泯滅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恥感。
可以說，這些都是很符合韋小寶的流氓品格的。
市井文化與遊民文化是相輔相成的。
而韋小寶就是這種市井文化與遊民文化的結合體。
作為市井文化追求同等社會政治地位的代表，他對于封建君主是蔑視的。
這種市井心理早在元朝鄧牧的《伯牙琴·君道》中就有了體現：“彼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鹹與人同，則夫人故可為也。
”韋小寶心裡一直都罵皇太後是“老鸨”或“老雞婆”。
對待建甯公主還有小郡主包括追求神龍教教主夫人，都有着這種心理在作祟。
或者說，他愛的并不是這些具體的人，而是通過征服這些代表着權勢與高貴的人，從而來征服着小市民的自卑感，挑戰與征服整個自己原本無法企及的，被神化了的權力與權威的世界。
而他對同樣是貧賤出身的雙兒的态度還是有不同的。
當然，盡管，在市井文化中，封建帝王的威嚴與神聖是一掃而光，但他們畢竟無法完全擺脫封建觀念。
所以，韋小寶的一些行為準則，包括義氣也好，對權力的尊崇和仰慕也好，也就是按照自己從小最喜歡聽的說書而來的。
這些說書故事要麼是草莽英雄的故事，盲目的義氣或仇殺，或者是為帝王将相歌功頌德的故事。
同時，他的流氓本性使得他并不太在乎别人的死活，關鍵是自己的利益。
他的僅有的幾次傷心與落淚，有的是義氣的作用，如以為康熙死了，還有是當吳六奇和隆平被害時。
其餘的基本上都是耍賴，或者說，是慨歎自己的得不到女人或金錢，最不濟是被别人欺負實在沒辦法。
他的眼中，是把周圍的一切都當成商品一件件地計算的。
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淚水在他的臉上劃過更多的是虛僞與欺騙的痕迹。
在這一點上，孔慶東先生作出過這樣的評論：“其實這些女人對于韋小寶來說，隻不過是具有一種數量意義。
‘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韋小寶在中國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長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遠喪失了愛的機能。
他混進皇宮當小太監是假的，但是，在愛情的宮殿裡，他卻是個不幸的天閹。
他的處事哲學是妓院哲學，他看女人也永遠是‘婊子’的标準。
對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是占有，花言巧語，坑蒙拐騙，無所不用其極。
他從未想到過愛憐、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
他對這些女子的喜歡實質上是一種中國小市民對私有财物的欣喜。
所以，即使他喜歡的女人不喜歡他而愛别人，韋小寶卻并不傷心，而隻是像蝕本的商人一樣絞盡腦汁再騙回來。
韋小寶是天下第一不會傷心之人。
” 關于韋小寶、關于《鹿鼎記》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
半個多世紀以前，王冶秋先生對《阿Q正傳》有段著名的評論。
在這裡，如果把它套用到《鹿鼎記》上的話，就是，“看第一遍，我們會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點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視韋小寶的為人；第四遍，鄙棄化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為深思的眼淚；第六遍，韋小寶還是韋小寶；第七遍，韋小寶向自己身上撲來……第八遍，合而為一；第九遍，又化為你的親戚故舊；第十遍，擴大到你的左鄰右舍；十一遍，擴大到全國；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國土；十三遍，你覺得它是一個鏡；十四遍，也許是警報器。
” 不管讀多少遍，但都無可否認，這是一部偉大的書。
二、書生和市民的較量 《鹿鼎記》也是一部關于書生與市民較量的書。
小說的開頭寫出的是傳統文人“一箫一劍平生意”的想象。
“船艙門呼的一聲，向兩旁飛開，一個三十來歲的書生現身艙口，負手背後，臉露微笑。
”書生和俠客，在這裡相遇了。
正如龔自珍的兩首詩中寫到的：“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
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
”（《乙亥雜詩之二十八》）“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
一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漫感》）和龔自珍一樣，當紙無法或者不能滿足鋪叙家國想象的需要，當沾飽濃墨的筆無法掃出朗朗乾坤時，知識分子或文人，他們渴望着，能用劍向當權者表示反抗，能訴說自己的理想，或者能用它替自己想象中的一群人打出一條坦途。
這些被塑造的儒俠形象，即使泰山要崩于前，他們也必須保持他的溫文儒雅。
這個時候，也就有了陳近南。
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寫顧、黃、呂在舟中論略國事，密謀改天換地，言談之間，處處見凜然俠氣，鋪展開曆史的哀音。
然後，這幾個在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可以算是真正的俠的人物，面對統治者的武力時，惟有束手待擒。
連自殺的機會都找不到。
曆史寫到這裡可謂衰痛至極。
然而，這也是曆史的真實。
陳近南是一個裝扮成文人的俠。
他武功智技冠天下，手下有天地會會衆等一幫死士，還有顧、黃、呂、九難公主、沐王府等文化、政治和軍事力量的支持。
進行反清複明大業時，更有吳三桂、神龍教等與清廷相牽制的力量，同時還将卧底派到皇帝跟前，并成為皇帝跟前的紅人，可謂占盡天時、地利、人和。
但是，他卻無法一直微笑下去，甚至連陳家洛那樣的幸運也沒有。
論理，作為一個當家的，陳近南遠比陳家洛優秀，前者，永遠從大局着想，包括收韋小寶為徒，讓他當上青木堂的堂主，容忍鄭家少爺的百般猜忌和無理取鬧，死于其手還要求徒弟不報仇；他了解天地會的兄弟，懂得容忍他們的短處，緊緊維系他們的團結一緻，推進“反清複明”的目标。
後者畢竟還是個有理想但乳臭未幹的書生。
陳近南這麼有才能有氣度，卻沒有赢得陳家洛功成身退那樣的潇灑，陳家洛帶領一幹人衆威逼乾隆皇帝，最後遠走大漠，而陳近南卻連笑都不能笑。
他死于一場偷襲，一場跟卑鄙小人有關的偷襲。
大人物死在小人之手，這就是他的結局。
然而，這還不是他悲劇的真正所在，他悲劇的真正所在是，被他視為得力幹将的韋小寶，乃是一個隻認“有奶便是娘”的市民。
市民與書生無高下之别。
但我們無法否定的是，這是多麼不同的兩種人！這兩種人走到一起，無疑将充滿悲劇性的沖突。
故事的結局是陳近南被鄭克塽殺了。
“平生不識陳近南，就稱英雄也枉然。
”陳總舵主雖然英雄卓越，終于不能完成反清複明的大業。
他的遺言是：“小寶，天地會……反清複明大業，你好好幹，咱們漢人齊心合力，終能恢複江山，隻可惜……可惜我見……見不着了……”這樣的話對于韋小寶來說，跟耳邊風沒有任何區别。
雖然憑着一點江湖義氣，他一直執意不擇手段為師傅報仇，但也正是憑着一點江湖義氣，他一直執意不肯刺殺康熙，甚至在神拳無敵夫婦和兒子三人入深宮行刺這樣的關鍵時候，不但不遵師命，而且密報康熙。
這等于是出賣自己的朋友。
但是這樣一個人卻一生履險如夷、逢兇化吉，而且最後還有—次特别的機遇。
這次機遇的發生，金庸先生再次借了顧炎武、查繼佐、黃宗羲、呂留良這些當時大儒作為配角。
和上次跟陳近南的晤談相比，這幾個大儒與韋小寶之間的談話内容上升到一個驚人的高度：“韋香主手绾兵符，又得鞑子皇帝信任，隻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 知識分子或者說書生可以對政治革命有獨特的珍視，甚或某種畸形的愛好與懷戀。
但如果将之過渡到那些掙紮在平庸中、為了日常瑣碎而蠅營狗苟的市民，或許是一種殘酷的、毫無人道的激情。
小說把儒俠陳近南的事業完完全全托付給市民韋小寶。
而這個邏輯是，劉邦是個大流氓，朱元璋是個混混，唐太宗是靠殺了哥哥和弟弟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