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瓜評金’：評北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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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如何協助襄陽抗敵，黃蓉說，千軍萬馬，若抗不來，到最後關頭他倆仍可乘了汗血寶馬脫身。
郭靖馬上斥責她說，為人要盡忠報國，才不枉父母教養一場，黃蓉歎道：“我原知難免有此一日，罷罷罷，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難道阿朱不懂麼？她當然懂的。
當然，郭靖說的是“報國”，喬峰說的是“報仇”，報國與報仇，一公一私，相去千裡，但問題的重心其實不是報仇也不是報國，而是入世與出世，在庸俗一些的層次說，就是男子的事業心。
女子常常認為，男子有了她便應心滿意足，但這隻是癡心幻想，同時，她也忘記了她之所以傾慕他，往往正是傾心于事業為他帶來的風采魅力。
事業是男子的命脈，因為透過事業，他與社會發生聯系，沒有事業，他就是個最寂寞的人。
命運催促喬峰踏上滅亡，但偏偏又給他一個得救的機會，就是阿朱，阿朱不過是個美麗的頑皮女郎，與喬峰相識，又全屬意外，喬峰甘冒大險救她性命，不過是激于義憤，不是對這小姑娘有什麼深刻印象，但是他救了阿朱，卻使阿朱對他的英雄氣概感激傾慕，不辭萬裡，在雁門關相候，于是喬峰在衆叛親離之時，得了一個患難之交。
從這時起，喬峰一直沒有把阿朱作小丫頭看待。
世界叛離了喬峰，阿朱給還他一個新世界，就是關外馳獵放牧的二人生活，要是喬峰能接受，他就得救了。
或者，要是這一刻停頓，上天讓喬峰預見未來的慘禍，他就明白這是他唯一的得救機會，但是畢竟這一刻沒有停下來，喬峰隻知道他若解不開“報仇”這個結，他便無法安心地從此過着平靜的日子，于是，這一刻過去了，他的機會也完了，幸福跟他擦身飛去。
《天龍八部》是一部“佛”味很濃的小說，大概金庸有意宣揚佛教的慈悲主張，喬峰的仇恨心若得到化解，他仍可以有機會得到幸福，可惜智光大師以死相谏，蕭遠山與慕容複一同皈依佛法，但喬峰在那時刻，卻是沒可能接受智光的勸谏，與其說這是機會，毋甯說是命運更無情的玩弄。
要是過分強調喬峰的仇恨心，那麼喬峰與阿朱的故事就不是令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的悲劇，而是警世的故事了。
但喬峰報仇，并不是一種突然而來的原始嗜血，報仇根本是英雄典型的一部分。
英雄本質使喬峰奇峰突出：光芒萬丈，但英雄本質，也使他自取滅亡。
喬峰與阿朱的愛情，是金庸小說之中最感人的愛情，愛上喬峰，使阿朱變成一個成熟的可敬可歎的女子，而喬峰對阿朱的海樣深情、失去她的悲槍，也使他更為令人傾倒。
喬峰把郭靖的傳統英雄大俠發展到極限，同時宣布了這個英雄典型的末路。
喬峰的限制，也就是這個典型的限制，在于他不能脫離世俗社會的價值觀念。
在《天龍八部》裡，金庸已經提出了一些質疑：胡漢之分真是正邪善惡敵友之間的劃分麼？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的一邊。
契丹人忠于契丹就一定對麼？ 金庸沒有問得很認真，而《天龍八部》的答案亦相當簡單明白：種族之争、私人仇怨，都應該在博愛的精神之中化解，佛家視一切為虛幻，或不是常人可以接受，但是仁愛寬恕及愛好和平的精神卻容易接受得多。
到了下一部著作《笑傲江湖》，金庸把問題帶到更基本的一個類别：正派和邪派之間的分别，企圖表現出何謂正、邪不能從派别上劃分，而是要看個人的情操。
因此，《笑傲江湖》的男主角不是一個偉大的領袖，而是有着高貴情操的一個疏狂人物。
喬峰在大宋與大遼之間的忠義矛盾中選擇了自殺，因為沒有了一個他可以忠于的社會，失去了他可以領導的群衆，喬峰不能活下去；在正派與邪派之間，令狐沖選擇了退隐，因為令狐沖沒有使命感，他所重視的是個人生活，是舒展性情的生活。
世人的争名奪利他固然沒有興趣，但對于發揚光大正派門戶、拯救世人，他也一樣沒有興趣。
事實上，《笑做江湖》的思想似乎是，問題不在邪、正，而在“發揚”，在于事業上的野心，對事業有太大野心，可以把一個正人君子變成邪惡的人。
有野心的人有邪有惡，但所對進行的發展野心的活動一般令人煩厭，令人心折的人物如向問天，一到了運用計謀達到野心的關節，一樣要做出卑鄙的行為。
隻有遠離社會的紛争，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喜樂。
但令狐沖不是第一個重情義而輕功業的金庸男主角，他有一個前身，就是楊過。
郭靖馬上斥責她說，為人要盡忠報國，才不枉父母教養一場，黃蓉歎道：“我原知難免有此一日，罷罷罷，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 難道阿朱不懂麼？她當然懂的。
當然，郭靖說的是“報國”，喬峰說的是“報仇”，報國與報仇，一公一私，相去千裡，但問題的重心其實不是報仇也不是報國，而是入世與出世，在庸俗一些的層次說，就是男子的事業心。
女子常常認為，男子有了她便應心滿意足，但這隻是癡心幻想，同時，她也忘記了她之所以傾慕他，往往正是傾心于事業為他帶來的風采魅力。
事業是男子的命脈，因為透過事業，他與社會發生聯系，沒有事業，他就是個最寂寞的人。
命運催促喬峰踏上滅亡，但偏偏又給他一個得救的機會，就是阿朱，阿朱不過是個美麗的頑皮女郎，與喬峰相識，又全屬意外，喬峰甘冒大險救她性命，不過是激于義憤，不是對這小姑娘有什麼深刻印象，但是他救了阿朱，卻使阿朱對他的英雄氣概感激傾慕，不辭萬裡，在雁門關相候，于是喬峰在衆叛親離之時，得了一個患難之交。
從這時起，喬峰一直沒有把阿朱作小丫頭看待。
世界叛離了喬峰，阿朱給還他一個新世界，就是關外馳獵放牧的二人生活，要是喬峰能接受，他就得救了。
或者，要是這一刻停頓，上天讓喬峰預見未來的慘禍，他就明白這是他唯一的得救機會，但是畢竟這一刻沒有停下來，喬峰隻知道他若解不開“報仇”這個結，他便無法安心地從此過着平靜的日子，于是，這一刻過去了，他的機會也完了，幸福跟他擦身飛去。
《天龍八部》是一部“佛”味很濃的小說，大概金庸有意宣揚佛教的慈悲主張，喬峰的仇恨心若得到化解，他仍可以有機會得到幸福，可惜智光大師以死相谏，蕭遠山與慕容複一同皈依佛法，但喬峰在那時刻，卻是沒可能接受智光的勸谏，與其說這是機會，毋甯說是命運更無情的玩弄。
要是過分強調喬峰的仇恨心，那麼喬峰與阿朱的故事就不是令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的悲劇，而是警世的故事了。
但喬峰報仇，并不是一種突然而來的原始嗜血，報仇根本是英雄典型的一部分。
英雄本質使喬峰奇峰突出：光芒萬丈，但英雄本質，也使他自取滅亡。
喬峰與阿朱的愛情，是金庸小說之中最感人的愛情，愛上喬峰，使阿朱變成一個成熟的可敬可歎的女子，而喬峰對阿朱的海樣深情、失去她的悲槍，也使他更為令人傾倒。
喬峰把郭靖的傳統英雄大俠發展到極限，同時宣布了這個英雄典型的末路。
喬峰的限制，也就是這個典型的限制，在于他不能脫離世俗社會的價值觀念。
在《天龍八部》裡，金庸已經提出了一些質疑：胡漢之分真是正邪善惡敵友之間的劃分麼？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的一邊。
契丹人忠于契丹就一定對麼？ 金庸沒有問得很認真，而《天龍八部》的答案亦相當簡單明白：種族之争、私人仇怨，都應該在博愛的精神之中化解，佛家視一切為虛幻，或不是常人可以接受，但是仁愛寬恕及愛好和平的精神卻容易接受得多。
到了下一部著作《笑傲江湖》，金庸把問題帶到更基本的一個類别：正派和邪派之間的分别，企圖表現出何謂正、邪不能從派别上劃分，而是要看個人的情操。
因此，《笑傲江湖》的男主角不是一個偉大的領袖，而是有着高貴情操的一個疏狂人物。
喬峰在大宋與大遼之間的忠義矛盾中選擇了自殺，因為沒有了一個他可以忠于的社會，失去了他可以領導的群衆，喬峰不能活下去；在正派與邪派之間，令狐沖選擇了退隐，因為令狐沖沒有使命感，他所重視的是個人生活，是舒展性情的生活。
世人的争名奪利他固然沒有興趣，但對于發揚光大正派門戶、拯救世人，他也一樣沒有興趣。
事實上，《笑做江湖》的思想似乎是，問題不在邪、正，而在“發揚”，在于事業上的野心，對事業有太大野心，可以把一個正人君子變成邪惡的人。
有野心的人有邪有惡，但所對進行的發展野心的活動一般令人煩厭，令人心折的人物如向問天，一到了運用計謀達到野心的關節，一樣要做出卑鄙的行為。
隻有遠離社會的紛争，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喜樂。
但令狐沖不是第一個重情義而輕功業的金庸男主角，他有一個前身，就是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