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對周汝昌的承繼與發揚

學術史上常常出現一個共生的現象，圍繞着學術大家，形成一個個學術流派或學術團體，他們有的是師承關系或地緣關系；有的是學術方向或研究方法相近具有共同的特征。

    當我們全面審視劉心武先生“紅學”研究的說法時，發現其基本的學術傾向和許多觀點，可以說源于周汝昌。

    特别是90年代以後，他們由于共同的學術傾向，有了彼此的交往，促進了學術交流。

     劉心武先生自己也曾深情地談到周先生對他的影響：“四十三年前所買到的那本《紅樓夢新證》，現在竟還可在我的書櫥中找到。

    …… 20世紀80年代初，我買到了周先生增訂過的《紅樓夢新證》，如饑似渴地一口氣讀完。

    ……十二歲翻閱過《紅樓夢新證》後，開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紅樓夢》不僅可以捧讀，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寫出并發表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卻是90年代初，五十歲時候的事了。

    ……将‘秦學’的探佚心得寫成了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與《賈元春之死》……萬沒想到的是，我這個學養差的門外漢所弄出的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僅撰文鼓勵、指正，通過編輯韓宗燕女士的穿針引線，還約我晤談，并從此建立了通信關系，與我平等讨論，坦誠切磋，他的批評指正常使我在汗顔中獲益匪淺，而他的鼓勵導引更使我在盎然的興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