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紅樓夢》外探讨所謂“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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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将元妃身世想入非非地大肆渲染,且不說程高本後四十回關于元妃的處理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創作企圖,即使單就劉心武筆下的“賈元春之死”這篇“補佚類”學術小說而論,也是經不起任何推敲的“戲說”而絕非《紅樓夢》原著情節發展的必然邏輯歸宿。

    試問:借太醫張友士之口宣布的元妃罪狀,所謂“乃榮甯二府之最奸狠者”,而且還“秉其父意,鑽營進宮,狐媚惑主,亂宮闱,幹朝政,一意胡為”,這樣的一位紅顔禍水形象,怎麼能與前八十回讀者已經見到的那位溫情端淑的元春聯系起來?筆者愚笨,在脂批和原著中找不到任何這方面的“伏線”;很多細節方面更是漏洞百出、前後矛盾,如劉心武最後安排的元妃死在“潢海鐵網山”荒廟“智通寺”中,凡讀過《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第二回提到了“智通寺”,但其地理位置是在揚州郊外,怎能如此南轅北轍?這也罷了,最明顯問題是,鐵網山“劫駕”一幕簡直如同兒戲,正如有人形象指出的,劉心武為我們演出了一場精彩的“捉放曹”或“西安事變”的《紅樓夢》翻版;然而熟悉清史的人都清楚,禦駕就那麼容易被山賊圍困?元妃還能私藏“蠟油凍佛手”與皇帝調情做愛,被皇帝驚歎為“你竟袖有暗器!”劉心武既然寫過《帳殿夜警》那樣的曆史小說,就應該懂得皇帝行宮的壁壘森嚴以及與此相關的清史常識,怎能如此離譜靠大膽想像去安排情節?盡管胡适也提倡過“大膽的假設”,但同時,胡适也還要求人們去“小心求證”,而劉心武恰恰忽視的正是這一點。

    有了一點什麼“新”看法就全盤端出,甚至有些連紅學界都懸而未決的問題,比如曹雪芹祖籍何處、生卒何年、生父系誰、脂硯系誰等等,并存有多種說法,但他總是不加考辨地就任意棄取,當成最後結論去匆匆使用;有的在現有材料下被紅學界公認的“難解之謎”或“死結”,他竟草率地宣布“揭秘”了;更有甚者,前些年報刊披露的北京某收藏者從安徽搜集到的一副瓷燒的“曹雪芹”手書對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裡路雲和月”,居然也被劉心武挖空心思理解成什麼“雲”影射“史湘雲”,“月”指“麝月”,“三十”與脂批常提及的“三十年”字面相關等等,僅憑此就敷衍成一篇考證性的紅學文章,這種治學态度能說嚴謹麼?更不要說文物真赝尚待鑒定,從形式邏輯的角度講,拿一個有待證明的命題再推出一個新的結論,大前提就靠不住。

    考證性的學術文章不能像寫小說那樣可以向壁虛構,需要紮紮實實地去占有相關的文獻而不是空疏口解,恕我冒昧直言:由于劉心武特殊的經曆,沒有受過嚴格的學院式訓練,他寫小說或許還可以,但從事學術研究尤其是寫考證性文字方面,并不是他的長項。

    我很同意友人鄒自振教授在其紅學專著《紅樓夢發凡》中把劉心武列入“另類紅學家”之冊,認為他的“學術小說”《秦可卿之死》、《賈元春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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