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胡适、毛澤東與《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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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
”（３９）但因為沒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無法證明賈寶玉即是曹雪芹。
假如沒有别的證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後發現曹雪芹與賈寶玉性格不同，俞甯願承認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
更嚴重的是，《紅樓夢辨》出版後不久，俞的立場就發生了明顯改變。
１９３０年的《〈紅樓夢讨論集〉序》中，俞已經在新紅學内部展開嚴厲的自我檢讨：“索隐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
《紅樓》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别。
……吾非謂書中無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
以之笑索隐，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
”（４０）總之，小說取材于親身經曆因而有自傳的成分或性質是一回事，說小說就是自傳是另一回事。
１９２５年他告訴人們：“我恭恭謹謹地說，我新近發現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
”（４１）俞平伯發表此論的前後，批評“自傳說”的文章頻頻出現，重要如黃乃秋的《評胡适〈紅樓夢考證〉》一文，就指出“自傳說”“大背于小說之原理”，因為“《紅樓》為已經剪裁之人生”、“《紅樓》為超時空性之人生”、“《紅樓》為契合名理之人生” 、“《紅樓》為已經渲染之人生。
”（４２） 為什麼這些清醒的、也是屬于文學常識的觀念沒有改變“自傳說”，沒有改變以考證治紅學的主流？原因隻在“科學方法”四字。
１９２３年胡就發現：“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内幾乎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态度。
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４３）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學無上尊嚴地位的重要人物。
“五四”時期的“科學”概念主要不是與實驗科學、技術聯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種價值論意義上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
科學的權威雖早已确立，但正如嚴複所說：“今之學者，為西人之政論易，為西人之科學難。
”（４４）尊西固是時尚，但純西方意義崐上的科學卻沒有多少人能做。
當科學由具體的數理化轉化為相對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後，人們就可以不必實際從事那較難的“科學”，隻須運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的學問，即可同屬于有無上地位的“科學”。
這就是胡說的：“學問是平等的。
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
”（４５）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高潮過後，它的領袖人物以胡适為代表不是緻力于自然科學研究，甚至也不是轉向文學翻譯或創作，而是回過頭去從事國故整理。
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需要專門讨論，但就他們本身而言，并不感到這是倒退。
随着１９２３年“科玄論戰”的開場，傳統考據是不是科學方法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張東荪就發示反對。
但在“五四”之後的一段時期，人文社會研究中真正取得成績的，恰恰是學術積累深厚、學者容易上手的國學考證，紅學就是它的先驅。
此後，科學概念進一步分化演變，自然成為科學的主體，但由于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探讨，所以考證也仍然在文史領域長期保持着基礎性的地位，在“規律論”的政治話語盛行的時代，它還被認為是學術性的象征和保證。
總之，科學的強勢話語建立了、也維持了紅學的基本模式。
二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盡管《紅樓夢》具有豐厚的人文内涵、詩化的藝術情境乃至複雜的思想意義，在文化和審美價值上确實比《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高出一層，但它仍然是小說，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談論的對象。
胡适開創的新紅學要求對與小說有關的一切進行曆史考證，而像曹家故實、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當專門的的課題，不是任何學人都可以輕易問津的。
新紅學提升了紅學的地位和水準，卻也使紅學越來越精英化了。
無論如何，紅學隻是一門專業學術，談紅容易，研究紅學卻不容易。
但４９年後，《紅樓夢》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一度還出現了不少業餘紅學家、“工農兵紅學家”。
相對４９年以前紅學主要是一些精英學者的專業研究而言，４９年後的紅學具有普及性特點。
這一切首先與毛澤東有關。
當代中國的兩門顯學“紅學”與“魯（迅）學”，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紅樓夢要讀五遍”、“讀點魯迅”是主要原因。
可以設想，如果毛以同樣的态度談論屈原，很有可能會出現“屈學”。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後，毛順口念出“折戟沉沙鐵未消”一句，杜牧的詩馬上就傳遍全國。
這就是他的影響力，何況是兩度被他選中作為政治運動主題的《紅樓夢》？ 毛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井岡山時期他還和賀子珍談過林黛玉，延安時代也對茅盾表達過自己的紅學見解。
４９年後他搜集了２０種《紅樓夢》的各種版本。
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辯》改名《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讀過後的反應，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毛對該書批了若幹問号，對《作者的态度》、《〈紅樓夢〉底風格》兩章中感歎身世、情場忏悔等觀點明顯表示不贊成。
“毛澤東讀俞平伯這本書，是在李、藍文章發表之前，或之後，還得而知。
但這并不重要。
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他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曆史乃至階級鬥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貫的，和‘新紅學’不是一路，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比‘新紅學’高得多。
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來，引起他的重視，誘發他的興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４６）另一種說法是：“據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後，還把統戰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後來便把俞後補為全國人大代表。
”（４７） 毛對新紅學的評價比對索隐派高，直到１９６４年他還認為：“《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
……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适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４９）所以他開始對俞著有較高評價是極有可能的。
但毛曆來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注重從社會曆史的角度觀察文藝現象，早在１９３８年，毛就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說《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所以就文學的一般觀念而言，李、藍的文章顯然更與毛一緻，何況李、藍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甯、毛澤東的語錄來批判俞平伯的主觀唯心主義。
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動毛的情緒的是，李、藍“兩個青年團員”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貫厭惡的“大人物”的阻攔，這令他不能容忍了。
從１９５４年運動開始的當代紅學，有兩個層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識形态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藝理論重新解釋《紅樓夢》。
政治制度、經濟基礎變革之後，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态領域也要随之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對于毛澤東來說，意識形态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基礎層面的革命。
１９４８年中共稱胡适是國民黨“罪大惡極的幫兇”之一，４９年後認為胡适與蔣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敵。
李、藍文章發表後如何為毛所發現并以此作為批判“胡适派主觀唯心主義”的缺口，這一過程需要檔案材料的公開才能清楚，也許正是因為俞平伯紅學研究與胡适的關系。
但即使沒有李、藍的文章，清算胡适的運動也肯定要展開。
所以５４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過不去，也不隻局限于《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從哲學、曆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适的影響，确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
”（３９）但因為沒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無法證明賈寶玉即是曹雪芹。
假如沒有别的證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後發現曹雪芹與賈寶玉性格不同，俞甯願承認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
更嚴重的是，《紅樓夢辨》出版後不久，俞的立場就發生了明顯改變。
１９３０年的《〈紅樓夢讨論集〉序》中，俞已經在新紅學内部展開嚴厲的自我檢讨：“索隐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
《紅樓》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别。
……吾非謂書中無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
以之笑索隐，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
”（４０）總之，小說取材于親身經曆因而有自傳的成分或性質是一回事，說小說就是自傳是另一回事。
１９２５年他告訴人們：“我恭恭謹謹地說，我新近發現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
”（４１）俞平伯發表此論的前後，批評“自傳說”的文章頻頻出現，重要如黃乃秋的《評胡适〈紅樓夢考證〉》一文，就指出“自傳說”“大背于小說之原理”，因為“《紅樓》為已經剪裁之人生”、“《紅樓》為超時空性之人生”、“《紅樓》為契合名理之人生” 、“《紅樓》為已經渲染之人生。
”（４２） 為什麼這些清醒的、也是屬于文學常識的觀念沒有改變“自傳說”，沒有改變以考證治紅學的主流？原因隻在“科學方法”四字。
１９２３年胡就發現：“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内幾乎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态度。
那個名詞就是‘科學’。
”（４３）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學無上尊嚴地位的重要人物。
“五四”時期的“科學”概念主要不是與實驗科學、技術聯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種價值論意義上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
科學的權威雖早已确立，但正如嚴複所說：“今之學者，為西人之政論易，為西人之科學難。
”（４４）尊西固是時尚，但純西方意義崐上的科學卻沒有多少人能做。
當科學由具體的數理化轉化為相對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後，人們就可以不必實際從事那較難的“科學”，隻須運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的學問，即可同屬于有無上地位的“科學”。
這就是胡說的：“學問是平等的。
發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
”（４５）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高潮過後，它的領袖人物以胡适為代表不是緻力于自然科學研究，甚至也不是轉向文學翻譯或創作，而是回過頭去從事國故整理。
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需要專門讨論，但就他們本身而言，并不感到這是倒退。
随着１９２３年“科玄論戰”的開場，傳統考據是不是科學方法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張東荪就發示反對。
但在“五四”之後的一段時期，人文社會研究中真正取得成績的，恰恰是學術積累深厚、學者容易上手的國學考證，紅學就是它的先驅。
此後，科學概念進一步分化演變，自然成為科學的主體，但由于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探讨，所以考證也仍然在文史領域長期保持着基礎性的地位，在“規律論”的政治話語盛行的時代，它還被認為是學術性的象征和保證。
總之，科學的強勢話語建立了、也維持了紅學的基本模式。
二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盡管《紅樓夢》具有豐厚的人文内涵、詩化的藝術情境乃至複雜的思想意義，在文化和審美價值上确實比《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高出一層，但它仍然是小說，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談論的對象。
胡适開創的新紅學要求對與小說有關的一切進行曆史考證，而像曹家故實、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當專門的的課題，不是任何學人都可以輕易問津的。
新紅學提升了紅學的地位和水準，卻也使紅學越來越精英化了。
無論如何，紅學隻是一門專業學術，談紅容易，研究紅學卻不容易。
但４９年後，《紅樓夢》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一度還出現了不少業餘紅學家、“工農兵紅學家”。
相對４９年以前紅學主要是一些精英學者的專業研究而言，４９年後的紅學具有普及性特點。
這一切首先與毛澤東有關。
當代中國的兩門顯學“紅學”與“魯（迅）學”，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紅樓夢要讀五遍”、“讀點魯迅”是主要原因。
可以設想，如果毛以同樣的态度談論屈原，很有可能會出現“屈學”。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後，毛順口念出“折戟沉沙鐵未消”一句，杜牧的詩馬上就傳遍全國。
這就是他的影響力，何況是兩度被他選中作為政治運動主題的《紅樓夢》？ 毛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井岡山時期他還和賀子珍談過林黛玉，延安時代也對茅盾表達過自己的紅學見解。
４９年後他搜集了２０種《紅樓夢》的各種版本。
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辯》改名《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讀過後的反應，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毛對該書批了若幹問号，對《作者的态度》、《〈紅樓夢〉底風格》兩章中感歎身世、情場忏悔等觀點明顯表示不贊成。
“毛澤東讀俞平伯這本書，是在李、藍文章發表之前，或之後，還得而知。
但這并不重要。
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他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曆史乃至階級鬥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貫的，和‘新紅學’不是一路，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比‘新紅學’高得多。
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來，引起他的重視，誘發他的興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４６）另一種說法是：“據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後，還把統戰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後來便把俞後補為全國人大代表。
”（４７） 毛對新紅學的評價比對索隐派高，直到１９６４年他還認為：“《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
……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适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４９）所以他開始對俞著有較高評價是極有可能的。
但毛曆來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注重從社會曆史的角度觀察文藝現象，早在１９３８年，毛就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說《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所以就文學的一般觀念而言，李、藍的文章顯然更與毛一緻，何況李、藍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甯、毛澤東的語錄來批判俞平伯的主觀唯心主義。
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動毛的情緒的是，李、藍“兩個青年團員”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貫厭惡的“大人物”的阻攔，這令他不能容忍了。
從１９５４年運動開始的當代紅學，有兩個層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識形态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藝理論重新解釋《紅樓夢》。
政治制度、經濟基礎變革之後，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态領域也要随之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對于毛澤東來說，意識形态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基礎層面的革命。
１９４８年中共稱胡适是國民黨“罪大惡極的幫兇”之一，４９年後認為胡适與蔣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敵。
李、藍文章發表後如何為毛所發現并以此作為批判“胡适派主觀唯心主義”的缺口，這一過程需要檔案材料的公開才能清楚，也許正是因為俞平伯紅學研究與胡适的關系。
但即使沒有李、藍的文章，清算胡适的運動也肯定要展開。
所以５４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過不去，也不隻局限于《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從哲學、曆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适的影響，确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