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胡适、毛澤東與《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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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與２０世紀之間的“與”不是一般的連接詞，因為紅學不是一般意義上對《紅樓夢》的研究、評論，而是２０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氣氛中建構之“學”。
不但１９世紀紅沒有紅學，２１世紀有關《紅樓夢》的研究也不會是２０世紀式的“紅學”。
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２０世紀的開始。
８０年來，有關“五四” 的解釋，使它本來的多聲複義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現出來。
但無論如何，“科學” 與“民主”作為“五四”的公開旗幟和實際主題，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
當然，兩大主題的命運是不同的，簡單地說，科學高歌猛進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無疑是因為政治鬥争被置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上。
４９年以後，社會生活的主題長期受政治操控，政治全能取代科學主義規範着全部文化意識。
基于此一背景，本書認為，《紅樓夢》研究之成為人文學術領域的一個顯赫學科，是２０世紀科學和政治兩種強勢話語的建構，紅學是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症候之一。
一科學方法與紅學的建立 清季以來，中國學術中新添三門顯學：甲骨學、敦煌學和紅學。
前二學的誕生與考古發現及敦煌重現有關，它們涉及的内容關系整個中國文化史，紅學則複雜一些。
《紅樓夢》隻是一部小說，對它的種種研究和評論本應屬于古典文學甚至就是明清文學的課題之一。
然而，它在２０世紀成了一門“顯學”，不但論著極多，從業者甚衆，且流派紛呈，新論疊出，足以與古代的“（文）選學”前後輝映。
晚清的光緒年間，“紅學”一詞就頗為盛行，不過那隻是一種開玩笑的“诨名”，而非一門學者們嚴肅研究的學問。
潘重規認為：“我認為自從民國６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頭記索隐》一書，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論戰。
胡先生寫的《紅樓夢考證》，的确和清儒治學方法非常相似。
而且經論戰以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
因此不斷地搜求新材料，發掘新問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
所以我認為真正的紅學，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
”（１）此一論斷基本得到學界認可。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出版于１９１７年，由于該書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賦予一向不被學術界認真重視的《紅樓夢》以重大内容，所以極大地提高了這部小說的價值和影響。
但其《索隐》一書卻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
１９２１年，胡适發表《紅樓夢考證》、公然向蔡提出論戰：“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的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孓民一般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２）“謬說”或許過于嚴厲，但在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取向之中，胡對蔡的批評卻有充分的權威。
綜合其大量論述來看，胡的紅樓考證有三個意圖： 第一，打破附會的紅學。
在胡之前，盛行于紅學領域的還有多種紅樓評點，如王雪香的《擴花主人批序》、《紅樓夢總評》、《紅樓夢分評》，姚燮的《紅樓夢綱領》、張新的《妙複軒評石頭記》等等，他們仿照金聖歎、毛宗崗等人的方法，就《紅樓夢》的人物、章法、義理等作就事論事、加圈加點的評論。
這些評點當然良莠不齊，迂腐荒唐之處甚多。
但胡卻無意以他們為靶子，原因是這些評點屬于個人體會和閱讀方法，是與否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而索隐派意義遠為重要，不但早在乾隆５９年就出現了有關紅樓本事的種種猜測，此後又不絕如縷，以至于受過現代西方美學訓練、在中國知識界地位極高的蔡元培也熱情參與，到１９２２年，《索隐》一書已印行六次。
而且索隐涉及到對《紅樓夢》性質的判斷和對《紅樓夢》意義的解釋，在胡之前，《紅樓夢》的性質與公衆形象，基本上是由索隐派塑造的。
《紅樓夢》的本事究竟是什麼？賈寶玉等究竟影射何人之類問題，索隐派并無統一說法。
影響較大的有“清世祖和與董鄂妃”論、“明珠家事”論以及蔡元培的“政治小說”三說。
對前兩說，胡主要以曆史事實批駁。
他據明史專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書指出“小宛比清世祖年長一輩，斷無入宮邀寵之理”；“明珠家事”說也有年齡上的問題，比如納蘭成德死時，明珠正處極盛時期，決不能說看到賈府興亡的賈寶玉是影納蘭成德。
蔡的《索隐》不再認定一家一戶，而是認為小說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當時慮觸文網，又欲别開生面，特于本書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３）蔡在索隐時博雅審慎，所論指出小說的性質（政治小說）、作者動機（排滿立場）、作品結構（多種層次），不但具體指實某家某事更為通達，且其紅學觀也很難輕易否定。
惟其如此，蔡才成為胡批評索隐派的重點。
胡首先不同意蔡的方法：“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的情節來配合。
……我總覺得他這部書還隻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４）既然是猜謎，就不能以真事與小說不符的方法來反駁，“這個謎，除了做謎的人自己，是沒有人猜得中的。
”胡強調《紅樓夢》不可能是這樣的謎：“假使做《紅樓夢》的人當日真個用王熙鳳來影餘國柱，真個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連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豈不真成了一個大笨伯了嗎？他費了那麼大的氣力，到底隻做了‘國’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的‘餘’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裡面去！這樣做的謎，可不是笨謎嗎？用麒麟來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來影‘乾學’的乾：假使真有這種影射法，都是同樣的笨謎！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５） 像蔡元培這樣的人都有這樣的謬誤，胡斷言：“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路。
……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作，時代、版本等等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
他們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隻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６）問題不隻在于結論，而在于方法。
第二，建立科學的紅學。
胡考證紅樓的直接目标是要“把《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７）具體言之，“我們隻須根據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本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迹家世，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曆如何。
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８）紅學的方法就是運用我們力所能及搜集到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
關于作者。
此前隻有袁枚在《随園詩話》中曹寅之子“雪芹撰《紅樓夢》”一說。
胡從此出發，在俞平伯和顧颉剛的幫助下，查找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譜》、《曹楝亭全集》等書，得知曹家祖三代都做過“江甯織造”，四次接駕，“天恩祖德，錦衣纨绔”，倍極榮華富貴，與《紅樓夢》中的賈府相似。
從新得的楊鐘羲的《雪橋詩話》中，知道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從《八旗詩抄》和《八旗文經》等書選收的敦誠、敦敏的詩中，知道曹雪芹晚年窮困潦倒、縱情詩酒的頹境。
再證之以《紅樓夢》開卷的“作者自雲”中“将真事隐去”諸語及第十六回王熙鳳等談論皇帝南巡之事，曹家世系及命運與賈家世系及命運的的吻合等等，認為“《紅樓夢
不但１９世紀紅沒有紅學，２１世紀有關《紅樓夢》的研究也不會是２０世紀式的“紅學”。
１９１９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２０世紀的開始。
８０年來，有關“五四” 的解釋，使它本來的多聲複義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現出來。
但無論如何，“科學” 與“民主”作為“五四”的公開旗幟和實際主題，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
當然，兩大主題的命運是不同的，簡單地說，科學高歌猛進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無疑是因為政治鬥争被置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上。
４９年以後，社會生活的主題長期受政治操控，政治全能取代科學主義規範着全部文化意識。
基于此一背景，本書認為，《紅樓夢》研究之成為人文學術領域的一個顯赫學科，是２０世紀科學和政治兩種強勢話語的建構，紅學是２０世紀中國文化的症候之一。
一科學方法與紅學的建立 清季以來，中國學術中新添三門顯學：甲骨學、敦煌學和紅學。
前二學的誕生與考古發現及敦煌重現有關，它們涉及的内容關系整個中國文化史，紅學則複雜一些。
《紅樓夢》隻是一部小說，對它的種種研究和評論本應屬于古典文學甚至就是明清文學的課題之一。
然而，它在２０世紀成了一門“顯學”，不但論著極多，從業者甚衆，且流派紛呈，新論疊出，足以與古代的“（文）選學”前後輝映。
晚清的光緒年間，“紅學”一詞就頗為盛行，不過那隻是一種開玩笑的“诨名”，而非一門學者們嚴肅研究的學問。
潘重規認為：“我認為自從民國６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頭記索隐》一書，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論戰。
胡先生寫的《紅樓夢考證》，的确和清儒治學方法非常相似。
而且經論戰以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
因此不斷地搜求新材料，發掘新問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
所以我認為真正的紅學，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
”（１）此一論斷基本得到學界認可。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出版于１９１７年，由于該書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賦予一向不被學術界認真重視的《紅樓夢》以重大内容，所以極大地提高了這部小說的價值和影響。
但其《索隐》一書卻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
１９２１年，胡适發表《紅樓夢考證》、公然向蔡提出論戰：“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的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孓民一般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２）“謬說”或許過于嚴厲，但在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取向之中，胡對蔡的批評卻有充分的權威。
綜合其大量論述來看，胡的紅樓考證有三個意圖： 第一，打破附會的紅學。
在胡之前，盛行于紅學領域的還有多種紅樓評點，如王雪香的《擴花主人批序》、《紅樓夢總評》、《紅樓夢分評》，姚燮的《紅樓夢綱領》、張新的《妙複軒評石頭記》等等，他們仿照金聖歎、毛宗崗等人的方法，就《紅樓夢》的人物、章法、義理等作就事論事、加圈加點的評論。
這些評點當然良莠不齊，迂腐荒唐之處甚多。
但胡卻無意以他們為靶子，原因是這些評點屬于個人體會和閱讀方法，是與否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而索隐派意義遠為重要，不但早在乾隆５９年就出現了有關紅樓本事的種種猜測，此後又不絕如縷，以至于受過現代西方美學訓練、在中國知識界地位極高的蔡元培也熱情參與，到１９２２年，《索隐》一書已印行六次。
而且索隐涉及到對《紅樓夢》性質的判斷和對《紅樓夢》意義的解釋，在胡之前，《紅樓夢》的性質與公衆形象，基本上是由索隐派塑造的。
《紅樓夢》的本事究竟是什麼？賈寶玉等究竟影射何人之類問題，索隐派并無統一說法。
影響較大的有“清世祖和與董鄂妃”論、“明珠家事”論以及蔡元培的“政治小說”三說。
對前兩說，胡主要以曆史事實批駁。
他據明史專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書指出“小宛比清世祖年長一輩，斷無入宮邀寵之理”；“明珠家事”說也有年齡上的問題，比如納蘭成德死時，明珠正處極盛時期，決不能說看到賈府興亡的賈寶玉是影納蘭成德。
蔡的《索隐》不再認定一家一戶，而是認為小說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當時慮觸文網，又欲别開生面，特于本書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３）蔡在索隐時博雅審慎，所論指出小說的性質（政治小說）、作者動機（排滿立場）、作品結構（多種層次），不但具體指實某家某事更為通達，且其紅學觀也很難輕易否定。
惟其如此，蔡才成為胡批評索隐派的重點。
胡首先不同意蔡的方法：“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的情節來配合。
……我總覺得他這部書還隻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
”（４）既然是猜謎，就不能以真事與小說不符的方法來反駁，“這個謎，除了做謎的人自己，是沒有人猜得中的。
”胡強調《紅樓夢》不可能是這樣的謎：“假使做《紅樓夢》的人當日真個用王熙鳳來影餘國柱，真個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連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豈不真成了一個大笨伯了嗎？他費了那麼大的氣力，到底隻做了‘國’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還有這兩個字的其餘部分和那最重要的的‘餘’字，都不曾做到謎面裡面去！這樣做的謎，可不是笨謎嗎？用麒麟來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用三姑娘來影‘乾學’的乾：假使真有這種影射法，都是同樣的笨謎！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５） 像蔡元培這樣的人都有這樣的謬誤，胡斷言：“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路。
……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作，時代、版本等等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幹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
他們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隻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６）問題不隻在于結論，而在于方法。
第二，建立科學的紅學。
胡考證紅樓的直接目标是要“把《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的軌道：打破從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
”（７）具體言之，“我們隻須根據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本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迹家世，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曆如何。
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
”（８）紅學的方法就是運用我們力所能及搜集到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後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
關于作者。
此前隻有袁枚在《随園詩話》中曹寅之子“雪芹撰《紅樓夢》”一說。
胡從此出發，在俞平伯和顧颉剛的幫助下，查找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譜》、《曹楝亭全集》等書，得知曹家祖三代都做過“江甯織造”，四次接駕，“天恩祖德，錦衣纨绔”，倍極榮華富貴，與《紅樓夢》中的賈府相似。
從新得的楊鐘羲的《雪橋詩話》中，知道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從《八旗詩抄》和《八旗文經》等書選收的敦誠、敦敏的詩中，知道曹雪芹晚年窮困潦倒、縱情詩酒的頹境。
再證之以《紅樓夢》開卷的“作者自雲”中“将真事隐去”諸語及第十六回王熙鳳等談論皇帝南巡之事，曹家世系及命運與賈家世系及命運的的吻合等等，認為“《紅樓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