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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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系的學生，但随後研究紅樓夢并寫出了頗有見地的文章。
”（７２）運動動員了當代第一代紅學家。
完全可以說，政治運動在學術文化領域和社會精英層面中普及了《紅樓夢》。
但在毛澤東看來，《紅樓夢》的政治潛能僅靠一次批判運動是不能充分發掘出來的。
５４年他隻是認同李、藍的文章，此後就不斷就《紅樓夢》和紅學發言。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提議幹部要多讀幾遍，并批評了認為《紅樓夢》主要是寫愛情的膚淺看法，明确指出《紅樓夢》是寫階級鬥争的，談情是為了打掩護。
建國以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
這一講話直接啟動了１９７４年“評紅”運動。
類似的觀點毛此前多次提到，為什麼隻有在１９７３年才形成“評紅”運動，其來龍去脈迄今仍不清楚。
可以确認的，一是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表２０周年；二是如禦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資産階級不停》中說的是為了“推動當前批林批孔的鬥争”。
無論如何，“評紅”是１９７４年中國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題之一，這一年，全國各報刊就發表有關文章３１９篇。
新一輪“評紅”的特點是，此時的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像５４年那樣由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學術界”或“古典文學研究界”，運動沒有具體的批判對象。
因而運動也就不像１９５４年那樣主要在學術文化界進行，而是擴展到各行各業，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
理所當然地，“評紅”不但與學術無關６沂恰拔母铩逼蘋笛?nbsp 研究的一個環節。
它标準文章是階級鬥争、政治挂帥的宣傳品，比５４年的文章更不具有學術性。
但這場仍然有它的吊詭。
正如１９５４年的運動不是為了普及《紅樓夢》和俞平伯的著作，但客觀上擴大了《紅樓夢》與俞平伯的影響力一樣，１９７３年的“評紅”運動是全民普及《紅樓夢》的運動，當時的中國基本無學術文化可言，學術機關被解散，高等學校隻招收工農兵學員；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除魯迅、浩然及一些工農兵創作外，全國沒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學或外國文學，完全可以說是萬馬齊喑、一片荒蕪，但也正因此。
“評紅”因此超出發動者的預期，客觀上給禁若寒蟬、一無可為的知識分子、特别是從事文史的老學者們從事學術工作的一個小小的機會。
“就一部分古典文學工作者來說，在‘四人幫’砸爛傳統、摧殘學術文化的反動政策之下，長期不能從事研究工作，他們趁毛澤東同志肯定《紅樓夢》的機會，通過這部書作點文章，不能說沒有一定寄托的性質。
”（７３）比如１９７４年春，文化部組織人重新校注《紅樓夢》，參與者都認為，“這是離現實遠一點，可以做點學問的好事（事實也證明。
凡是參加過這次校注工作的同志，後來在紅學領域中，都有過突出的研究成果）。
”（７４）這樣說，不是要肯定“評紅”，而是說它為無可奈何中的文史學者們提供一個唯一的可能：在寫“大批判”文章的同時，他們至少可以以為工農兵“評紅”提供資料為由，進行寫一些史料考證。
這一年，周汝昌在《文物》雜志第２期上發表《紅樓夢及曹雪匠芹有關文物叙錄一束》，就“文革”前長期争論的曹雪芹畫像問題發表看法；同期雜志還發表了吳恩裕《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論證《廢藝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著。
不久，陳毓罴、劉世德著文質疑，胡文彬、周雷再發表文章隐然支持吳恩裕。
由于雙方都感到材料不足，争論不了了之。
當然即使是考證也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政治語境，比如，在《廢藝齋集稿》的自序中，有編寫此書是“為今之有廢疾而無告者”之語，如此則曹雪芹有同情底層貧民的思想，這就比較容易支持《紅樓夢》的反封建主題。
但考證畢竟與宣傳有區别，在有關佚著問題的讨論中，大量涉及的是官制、文字、物價、詩風、天氣等問題，細緻入微，具有當時條件下最強的學術性。
如果不是“文革”，紅學肯定有更好的發展形勢；但如果沒有“評紅”運動，周汝昌、吳恩裕等人連這樣的文章都寫不了。
８０年代後的紅學權威馮其庸，其紅學家的生涯就起始于以“洪廣思”為名在《北京日報》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日發表《〈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鬥争的書》，次年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冊子《階級鬥争的形象曆史評〈紅樓夢〉》。
但馮其庸畢竟不隻是為政治運動搖旗呐喊的“洪廣思”，他在寫宣傳文章的同時也開始了學術性的考證，在《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９期上以本名發表《曹雪芹的時代、家世和創作》一文。
事實上，這場運動動員了當代第二代紅學家。
與１９５４年的運動一樣，為了配合“工農兵評紅”，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來隻有少數學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
當時編印的大量研究資料中，有不少是紅學史上的名著。
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不但出了三輯收有紅學史上主要論著的《紅樓夢參考資料》，還單本翻印了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和《紅樓夢研究》“供研究工作者參考、批判之用”。
一些高等學校内部印刷的“參考資料”中，不少在“批判”的标題下大量選輯“五四”新紅學及“文革”前的文章，使“工農兵學員”們在注經和宣傳之外感受到一點學術的流風餘韻。
《紅樓夢》與４９年以後的中國政治文化的息息相關，這是它普及的關鍵。
但說《紅樓夢》是政治小說卻并非是毛澤東的獨創，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說，持“自傳論” 最力的周汝昌也堅主此論。
政治始終是２０世紀中國的壓力性背景，如果沒有它，一部通常認為是談情說愛的小說又如何能中社會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揚揚？
”（７２）運動動員了當代第一代紅學家。
完全可以說，政治運動在學術文化領域和社會精英層面中普及了《紅樓夢》。
但在毛澤東看來，《紅樓夢》的政治潛能僅靠一次批判運動是不能充分發掘出來的。
５４年他隻是認同李、藍的文章，此後就不斷就《紅樓夢》和紅學發言。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提議幹部要多讀幾遍，并批評了認為《紅樓夢》主要是寫愛情的膚淺看法，明确指出《紅樓夢》是寫階級鬥争的，談情是為了打掩護。
建國以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
這一講話直接啟動了１９７４年“評紅”運動。
類似的觀點毛此前多次提到，為什麼隻有在１９７３年才形成“評紅”運動，其來龍去脈迄今仍不清楚。
可以确認的，一是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表２０周年；二是如禦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資産階級不停》中說的是為了“推動當前批林批孔的鬥争”。
無論如何，“評紅”是１９７４年中國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題之一，這一年，全國各報刊就發表有關文章３１９篇。
新一輪“評紅”的特點是，此時的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像５４年那樣由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學術界”或“古典文學研究界”，運動沒有具體的批判對象。
因而運動也就不像１９５４年那樣主要在學術文化界進行，而是擴展到各行各業，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
理所當然地，“評紅”不但與學術無關６沂恰拔母铩逼蘋笛?nbsp 研究的一個環節。
它标準文章是階級鬥争、政治挂帥的宣傳品，比５４年的文章更不具有學術性。
但這場仍然有它的吊詭。
正如１９５４年的運動不是為了普及《紅樓夢》和俞平伯的著作，但客觀上擴大了《紅樓夢》與俞平伯的影響力一樣，１９７３年的“評紅”運動是全民普及《紅樓夢》的運動，當時的中國基本無學術文化可言，學術機關被解散，高等學校隻招收工農兵學員；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除魯迅、浩然及一些工農兵創作外，全國沒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學或外國文學，完全可以說是萬馬齊喑、一片荒蕪，但也正因此。
“評紅”因此超出發動者的預期，客觀上給禁若寒蟬、一無可為的知識分子、特别是從事文史的老學者們從事學術工作的一個小小的機會。
“就一部分古典文學工作者來說，在‘四人幫’砸爛傳統、摧殘學術文化的反動政策之下，長期不能從事研究工作，他們趁毛澤東同志肯定《紅樓夢》的機會，通過這部書作點文章，不能說沒有一定寄托的性質。
”（７３）比如１９７４年春，文化部組織人重新校注《紅樓夢》，參與者都認為，“這是離現實遠一點，可以做點學問的好事（事實也證明。
凡是參加過這次校注工作的同志，後來在紅學領域中，都有過突出的研究成果）。
”（７４）這樣說，不是要肯定“評紅”，而是說它為無可奈何中的文史學者們提供一個唯一的可能：在寫“大批判”文章的同時，他們至少可以以為工農兵“評紅”提供資料為由，進行寫一些史料考證。
這一年，周汝昌在《文物》雜志第２期上發表《紅樓夢及曹雪匠芹有關文物叙錄一束》，就“文革”前長期争論的曹雪芹畫像問題發表看法；同期雜志還發表了吳恩裕《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論證《廢藝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著。
不久，陳毓罴、劉世德著文質疑，胡文彬、周雷再發表文章隐然支持吳恩裕。
由于雙方都感到材料不足，争論不了了之。
當然即使是考證也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政治語境，比如，在《廢藝齋集稿》的自序中，有編寫此書是“為今之有廢疾而無告者”之語，如此則曹雪芹有同情底層貧民的思想，這就比較容易支持《紅樓夢》的反封建主題。
但考證畢竟與宣傳有區别，在有關佚著問題的讨論中，大量涉及的是官制、文字、物價、詩風、天氣等問題，細緻入微，具有當時條件下最強的學術性。
如果不是“文革”，紅學肯定有更好的發展形勢；但如果沒有“評紅”運動，周汝昌、吳恩裕等人連這樣的文章都寫不了。
８０年代後的紅學權威馮其庸，其紅學家的生涯就起始于以“洪廣思”為名在《北京日報》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２３日發表《〈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鬥争的書》，次年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冊子《階級鬥争的形象曆史評〈紅樓夢〉》。
但馮其庸畢竟不隻是為政治運動搖旗呐喊的“洪廣思”，他在寫宣傳文章的同時也開始了學術性的考證，在《文物》１９７４年第９期上以本名發表《曹雪芹的時代、家世和創作》一文。
事實上，這場運動動員了當代第二代紅學家。
與１９５４年的運動一樣，為了配合“工農兵評紅”，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來隻有少數學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
當時編印的大量研究資料中，有不少是紅學史上的名著。
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不但出了三輯收有紅學史上主要論著的《紅樓夢參考資料》，還單本翻印了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和《紅樓夢研究》“供研究工作者參考、批判之用”。
一些高等學校内部印刷的“參考資料”中，不少在“批判”的标題下大量選輯“五四”新紅學及“文革”前的文章，使“工農兵學員”們在注經和宣傳之外感受到一點學術的流風餘韻。
《紅樓夢》與４９年以後的中國政治文化的息息相關，這是它普及的關鍵。
但說《紅樓夢》是政治小說卻并非是毛澤東的獨創，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說，持“自傳論” 最力的周汝昌也堅主此論。
政治始終是２０世紀中國的壓力性背景，如果沒有它，一部通常認為是談情說愛的小說又如何能中社會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揚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