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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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紅樓夢》具有豐厚的人文内涵、詩化的藝術情境乃至複雜的思想意義，在文化和審美價值上确實比《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等高出一層，但它仍然是小說，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談論的對象。
胡适開創的新紅學要求對與小說有關的一切進行曆史考證，而像曹家故實、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當專門的的課題，不是任何學人都可以輕易問津的。
新紅學提升了紅學的地位和水準，卻也使紅學越來越精英化了。
無論如何，紅學隻是一門專業學術，談紅容易，研究紅學卻不容易。
但４９年後，《紅樓夢》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一度還出現了不少業餘紅學家、“工農兵紅學家”。
相對４９年以前紅學主要是一些精英學者的專業研究而言，４９年後的紅學具有普及性特點。
這一切首先與毛澤東有關。
當代中國的兩門顯學“紅學”與“魯（迅）學”，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紅樓夢要讀五遍”、“讀點魯迅”是主要原因。
可以設想，如果毛以同樣的态度談論屈原，很有可能會出現“屈學”。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後，毛順口念出“折戟沉沙鐵未消”一句，杜牧的詩馬上就傳遍全國。
這就是他的影響力，何況是兩度被他選中作為政治運動主題的《紅樓夢》？ 毛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井岡山時期他還和賀子珍談過林黛玉，延安時代也對茅盾表達過自己的紅學見解。
４９年後他搜集了２０種《紅樓夢》的各種版本。
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辯》改名《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讀過後的反應，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毛對該書批了若幹問号，對《作者的态度》、《〈紅樓夢〉底風格》兩章中感歎身世、情場忏悔等觀點明顯表示不贊成。
“毛澤東讀俞平伯這本書，是在李、藍文章發表之前，或之後，還得而知。
但這并不重要。
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他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曆史乃至階級鬥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貫的，和‘新紅學’不是一路，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比‘新紅學’高得多。
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來，引起他的重視，誘發他的興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４６）另一種說法是：“據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後，還把統戰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後來便把俞後補為全國人大代表。
”（４７） 毛對新紅學的評價比對索隐派高，直到１９６４年他還認為：“《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
……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适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４９）所以他開始對俞著有較高評價是極有可能的。
但毛曆來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注重從社會曆史的角度觀察文藝現象，早在１９３８年，毛就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說《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所以就文學的一般觀念而言，李、藍的文章顯然更與毛一緻，何況李、藍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甯、毛澤東的語錄來批判俞平伯的主觀唯心主義。
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動毛的情緒的是，李、藍“兩個青年團員”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貫厭惡的“大人物”的阻攔，這令他不能容忍了。
從１９５４年運動開始的當代紅學，有兩個層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識形态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藝理論重新解釋《紅樓夢》。
政治制度、經濟基礎變革之後，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态領域也要随之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對于毛澤東來說，意識形态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基礎層面的革命。
１９４８年中共稱胡适是國民黨“罪大惡極的幫兇”之一，４９年後認為胡适與蔣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敵。
李、藍文章發表後如何為毛所發現并以此作為批判“胡适派主觀唯心主義”的缺口，這一過程需要檔案材料的公開才能清楚，也許正是因為俞平伯紅學研究與胡适的關系。
但即使沒有李、藍的文章，清算胡适的運動也肯定要展開。
所以５４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過不去，也不隻局限于《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從哲學、曆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适的影響，确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
為了保證運動達到預期目的，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人組成的委員會，這個主要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文化官員組成的級别不高的委員會主要在前台活動，真正掌握運動的是毛澤東。
與此同時，中宣部精心設計了一個運動方案，确定了九個題目，包括胡适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曆史觀點、《中國哲學史》、文學思想、《中國文學史》、考證在史學中的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産生的社會背景、《紅樓夢》的研究著作。
一方面發動全國學者大規模參戰，另一方面分工寫作，每一個題目都是專門人員批判。
差不多是責任到人。
這是不是誇張了？一點也不，在毛看來，這是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任務。
１９５５年２月，陸定一在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重要部署：從現在起，我們要進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約八年的時間，展開一個全國性的思想運動，批判資産階級的唯心主義思想，使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懂得什麼是唯心主義，什麼是唯物主義。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中央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産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其中說：“沒有這個思想戰線上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就會嚴重受阻。
”（５０） 由于批俞是為了批胡，所以與後來曆次被批判的主角比起來，俞個人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
不但毛澤東在信中說：“俞
胡适開創的新紅學要求對與小說有關的一切進行曆史考證，而像曹家故實、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當專門的的課題，不是任何學人都可以輕易問津的。
新紅學提升了紅學的地位和水準，卻也使紅學越來越精英化了。
無論如何，紅學隻是一門專業學術，談紅容易，研究紅學卻不容易。
但４９年後，《紅樓夢》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一度還出現了不少業餘紅學家、“工農兵紅學家”。
相對４９年以前紅學主要是一些精英學者的專業研究而言，４９年後的紅學具有普及性特點。
這一切首先與毛澤東有關。
當代中國的兩門顯學“紅學”與“魯（迅）學”，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紅樓夢要讀五遍”、“讀點魯迅”是主要原因。
可以設想，如果毛以同樣的态度談論屈原，很有可能會出現“屈學”。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後，毛順口念出“折戟沉沙鐵未消”一句，杜牧的詩馬上就傳遍全國。
這就是他的影響力，何況是兩度被他選中作為政治運動主題的《紅樓夢》？ 毛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井岡山時期他還和賀子珍談過林黛玉，延安時代也對茅盾表達過自己的紅學見解。
４９年後他搜集了２０種《紅樓夢》的各種版本。
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辯》改名《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讀過後的反應，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毛對該書批了若幹問号，對《作者的态度》、《〈紅樓夢〉底風格》兩章中感歎身世、情場忏悔等觀點明顯表示不贊成。
“毛澤東讀俞平伯這本書，是在李、藍文章發表之前，或之後，還得而知。
但這并不重要。
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後，他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曆史乃至階級鬥争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确和一貫的，和‘新紅學’不是一路，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比‘新紅學’高得多。
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來，引起他的重視，誘發他的興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４６）另一種說法是：“據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後，還把統戰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後來便把俞後補為全國人大代表。
”（４７） 毛對新紅學的評價比對索隐派高，直到１９６４年他還認為：“《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
……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适的看法比較對一點。
”（４９）所以他開始對俞著有較高評價是極有可能的。
但毛曆來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注重從社會曆史的角度觀察文藝現象，早在１９３８年，毛就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說《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所以就文學的一般觀念而言，李、藍的文章顯然更與毛一緻，何況李、藍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甯、毛澤東的語錄來批判俞平伯的主觀唯心主義。
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動毛的情緒的是，李、藍“兩個青年團員”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貫厭惡的“大人物”的阻攔，這令他不能容忍了。
從１９５４年運動開始的當代紅學，有兩個層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識形态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藝理論重新解釋《紅樓夢》。
政治制度、經濟基礎變革之後，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态領域也要随之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對于毛澤東來說，意識形态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基礎層面的革命。
１９４８年中共稱胡适是國民黨“罪大惡極的幫兇”之一，４９年後認為胡适與蔣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敵。
李、藍文章發表後如何為毛所發現并以此作為批判“胡适派主觀唯心主義”的缺口，這一過程需要檔案材料的公開才能清楚，也許正是因為俞平伯紅學研究與胡适的關系。
但即使沒有李、藍的文章，清算胡适的運動也肯定要展開。
所以５４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過不去，也不隻局限于《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從哲學、曆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适的影響，确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
為了保證運動達到預期目的，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人組成的委員會，這個主要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文化官員組成的級别不高的委員會主要在前台活動，真正掌握運動的是毛澤東。
與此同時，中宣部精心設計了一個運動方案，确定了九個題目，包括胡适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曆史觀點、《中國哲學史》、文學思想、《中國文學史》、考證在史學中的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産生的社會背景、《紅樓夢》的研究著作。
一方面發動全國學者大規模參戰，另一方面分工寫作，每一個題目都是專門人員批判。
差不多是責任到人。
這是不是誇張了？一點也不，在毛看來，這是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任務。
１９５５年２月，陸定一在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重要部署：從現在起，我們要進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約八年的時間，展開一個全國性的思想運動，批判資産階級的唯心主義思想，使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懂得什麼是唯心主義，什麼是唯物主義。
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中央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産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其中說：“沒有這個思想戰線上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就會嚴重受阻。
”（５０） 由于批俞是為了批胡，所以與後來曆次被批判的主角比起來，俞個人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
不但毛澤東在信中說：“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