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石頭記索隐》的再檢讨

他們是偷背着我們看，我們卻也偷背着他們看。

    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丢開了。

    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

    ”教誨到這裡，照說已心明意了，不必再多所辭費。

    可是作者意猶未足，叫他的人物繼續施教：“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

    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

    ”論題開始擴大化，由“女孩兒”轉移到了“男人們”身上，内容不再局限于讀書，“作詩寫字”也包括在内了。

     問題是接下去還有讓我們更不明白的話。

    寶钗竟然說：“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

    隻是如今并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

    ”這就完全超出了寶钗教誨黛玉所應該包含的内容，甚至也超出了作品人物的語言規定情境。

    這不是人物在說話，而是作者在說活。

    “讀書明理，輔國治民”的“男人們”，作者“如今”不止是見不到，連聽都沒聽說過；他聽到看到的都是“讀了書倒更壞了”的“男人們”。

    這樣下斷語，不能說不具有相當嚴重的性質，甚至也違背了以“溫柔敦厚”著稱的《紅樓夢》風格。

    因而我們禁不住要追問，究竟是出于什麼樣的原因，作者這樣發狠地罵當時的“讀書人”?在當時的背景之下，“讀書人”的什麼樣的品質，更不容易為《紅樓夢》的作者所原諒，也就是“讀了書倒更壞”?由不得讓人想起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隐》所揭示的話：“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顧甯人有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又說：“頃讀《顔氏家訓》有雲：‘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

    以此服侍公卿，無不寵愛。

    吾時俯而不答。

    異哉，此人之教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