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盡鳥投林”（1）

别有不可沒之功。

    但索隐也好，考證也好，受客觀材料的限制，到一定時期就會到達一個極限。

    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本來米就是《紅樓夢》這部著作本身，随各路廚子去燒飯好了。

    紅學小說批評就是這樣做的。

    隻要《紅樓夢》在，小說批評就不會斷炊。

    紅學索隐和紅學考證不然，它需要到作品之外去找米，這便有了局限。

    因為買米下鍋總是不可靠的。

    臨時買有個買到買不到的問題，即使買到能否放在《紅樓夢》研究的鍋裡煮成可吃的熟飯，也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看近百年來有多少索隐和考證煮成的紅學飯，隻能看看，而不能下咽充饑。

    可是沒有紅學索隐和紅學考證，隻小說批評一家獨占鳌頭，“紅樓宴”雖然可以擺成，肯賞光的賓客則大為減少。

     蔡元培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對出仕清朝的漢族諸名士寓痛惜之意。

    這說得不一定正确，但發人深思，使我們感到有趣。

    何況細按書中情節，有些描寫的确有反滿思想的流露。

    這說明至少蔡元培的研究思路值得重視。

    胡适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家世史，賈政就是曹，賈寶玉就是曹雪芹，隻能用考證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索隐無疑于猜笨謎。

    這說得也有偏頗，但他發掘出一大堆關于曹家的材料，又有帶脂批的乾隆抄本為佐證，求之《紅樓夢》本文，也不無暗合之處。

    考證打開的紅學思路，其意義更不能小視。

    紅學三派，每一個派别都從作品中打開一個世界。

    隻不過小說批評所打開的世界是文學的，不一定引起人文學界的普遍關注。

    索隐和考證所打開的世界，則包括文獻的和曆史的、政治的因素，方法學的意義也更普遍，因此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文獻學等各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者，都想在紅學領域一試身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曾提出紅學具有超學科的特點，同時也是小小一紅學自本世紀初以來何以吸引那麼多我國第一流的文史學者跻身其中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