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紅學的終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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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隐派紅學的産生，有作品本身的原因和時代思潮及文化環境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經談過了。除此之外，還有中國文學的特性和學術傳統方面的原因，從文學研究的方法論的角度來看，這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可以說，是紅學索隐派存在的理論前提。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書面語言必須借助于文字方能表達。中國字的特點，是形、音、義的結合，憑借方塊字可以變化出許多花樣來。所以《文心雕龍》有“諧隐”篇猶嫌未足，複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語和複義問題。劉勰說：“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獨拔者也。隐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隐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渎之韫珠玉也。”又說：“隐者，隐也；遁辭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他還列舉春秋戰國以來許多婉曲表達和諷喻的例證，說明隐這種修辭格具有怎樣的語言效果。所謂“重旨”、“複義”、“伏采”、“遁辭”，是文學創作特别是詩歌創作的最常見的特征。中國傳統文學重意在言外，講象外之象，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在探讨隐語和複義時，已經聯系到小說，寫道：“然文辭之有諧隐，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當然劉勰是用小說作比，證明諧隐這種文體，或諧隐作為文學的一種表現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的意思。但所以拿小說做比，也由于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更容易包納隐語和複義的表現方法。特别是進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說，象征和隐喻已司空見慣，隐象是小說形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研究中出現索隐的方法，不僅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結果，也是小說創作不斷向前發展的一種需要。因此索隐作為一種研究文學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應該承認其産生并存在的理由。
應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對《紅樓夢》的研究，更不是說隻有《紅樓夢》才能用索隐的方法。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舉了《世說新語》裡以“黃絹幼婦，外孫齑臼”當“絕妙好辭”的例證，并指出《儒林外史》的莊紹光即指程綿莊，馬純上即馮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連竭力反對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認的。《金瓶梅》問世後，猜測書中人物系誰之化身，不絕于編關于《金瓶梅》的影射問題，袁中道的《遊居柿錄》、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均有記載，可參閱孔另境編《中國小說史料》第81至第83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隻不過對《紅樓夢》的索隐更集中也更能夠引起人們的興趣，發展到後來，形成了名副其實的紅學索隐派。作者在開卷第一回公開宣稱，他已經“将真事隐去”了，并描寫了“甄士隐”其人，還能怪尋根問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嗎?何況《紅樓夢》中确有很多謎語，不獨研究者，一般讀者也想來猜一猜。香菱的判詞是：“根并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緻使香魂返故鄉。”甲戌本的批語在第三句後面注明“拆字法”三字。鳳姐的判詞是：“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這其中的“一從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釋?研究者意見紛纭，迄無定論。“人木”自然是一個“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個“冷”字，但“一從”呢?還有元春的判詞：“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頭一句是個時間概念，絕不是随便湊數的，但作者說的是哪一個“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幹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個年份呢?實難索解。而元春的命運又與朝廷有關，自屬重要，人們都想猜出這個謎。
更可詫異者，是迎春的判詞，劈頭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寫法上與其他人的判詞迥異，不是直接寫迎春，而是罵孫紹祖，未免罵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風格上也過于劍拔弩張，顯得不夠蘊藉。趙同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認為迎春和孫紹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氣才那麼大。當然他說得不一定對，但如此寫法，總有特定的原因罷。更不要說書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諧音取名，如賈化(諧假話)、嬌杏(諧僥幸)、單聘仁(諧善騙人)、蔔固修(諧不顧羞)、詹光(諧沾光)；地名則有十裡街(諧勢利街)、仁清巷(諧人情巷)、湖州(諧胡謅)等等，例子不勝枚舉。總之，《紅樓夢》中确有隐語、隐事、隐物、隐義，甚至包含着一些謎語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寫出了“誰解其中味”這樣的寓意深長的話，他是怕讀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運用索隐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與對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們沒有理由加以反對。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書面語言必須借助于文字方能表達。中國字的特點，是形、音、義的結合，憑借方塊字可以變化出許多花樣來。所以《文心雕龍》有“諧隐”篇猶嫌未足，複又有“隐秀”篇，一而再、再而三地探讨隐語和複義問題。劉勰說：“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獨拔者也。隐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隐之為體，義生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渎之韫珠玉也。”又說：“隐者，隐也；遁辭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他還列舉春秋戰國以來許多婉曲表達和諷喻的例證，說明隐這種修辭格具有怎樣的語言效果。所謂“重旨”、“複義”、“伏采”、“遁辭”，是文學創作特别是詩歌創作的最常見的特征。中國傳統文學重意在言外，講象外之象，道理即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在探讨隐語和複義時，已經聯系到小說，寫道：“然文辭之有諧隐，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當然劉勰是用小說作比，證明諧隐這種文體，或諧隐作為文學的一種表現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的意思。但所以拿小說做比，也由于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更容易包納隐語和複義的表現方法。特别是進入成熟期的明清小說，象征和隐喻已司空見慣，隐象是小說形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研究中出現索隐的方法，不僅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結果，也是小說創作不斷向前發展的一種需要。因此索隐作為一種研究文學的方法，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成立，應該承認其産生并存在的理由。
應用索隐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并不始于對《紅樓夢》的研究，更不是說隻有《紅樓夢》才能用索隐的方法。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即舉了《世說新語》裡以“黃絹幼婦，外孫齑臼”當“絕妙好辭”的例證，并指出《儒林外史》的莊紹光即指程綿莊，馬純上即馮粹中，牛布衣即牛草衣等等，連竭力反對索隐的胡适也是承認的。《金瓶梅》問世後，猜測書中人物系誰之化身，不絕于編關于《金瓶梅》的影射問題，袁中道的《遊居柿錄》、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均有記載，可參閱孔另境編《中國小說史料》第81至第83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隻不過對《紅樓夢》的索隐更集中也更能夠引起人們的興趣，發展到後來，形成了名副其實的紅學索隐派。作者在開卷第一回公開宣稱，他已經“将真事隐去”了，并描寫了“甄士隐”其人，還能怪尋根問底者要去索隐一番嗎?何況《紅樓夢》中确有很多謎語，不獨研究者，一般讀者也想來猜一猜。香菱的判詞是：“根并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緻使香魂返故鄉。”甲戌本的批語在第三句後面注明“拆字法”三字。鳳姐的判詞是：“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一從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這其中的“一從二令三人木”句，脂批也注明用“拆字法”，但究竟作何解釋?研究者意見紛纭，迄無定論。“人木”自然是一個“休”字，“二令”可以合成一個“冷”字，但“一從”呢?還有元春的判詞：“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頭一句是個時間概念，絕不是随便湊數的，但作者說的是哪一個“二十年”?尤其“虎兔相逢”句，似有幹支年份的意思，可指的是哪一個年份呢?實難索解。而元春的命運又與朝廷有關，自屬重要，人們都想猜出這個謎。
更可詫異者，是迎春的判詞，劈頭第一句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寫法上與其他人的判詞迥異，不是直接寫迎春，而是罵孫紹祖，未免罵得蹊跷，而且在文字風格上也過于劍拔弩張，顯得不夠蘊藉。趙同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認為迎春和孫紹祖影射雍正，所以作者的火氣才那麼大。當然他說得不一定對，但如此寫法，總有特定的原因罷。更不要說書中人物的命名，很多都是諧音取名，如賈化(諧假話)、嬌杏(諧僥幸)、單聘仁(諧善騙人)、蔔固修(諧不顧羞)、詹光(諧沾光)；地名則有十裡街(諧勢利街)、仁清巷(諧人情巷)、湖州(諧胡謅)等等，例子不勝枚舉。總之，《紅樓夢》中确有隐語、隐事、隐物、隐義，甚至包含着一些謎語的成分。惟其如此，作者才寫出了“誰解其中味”這樣的寓意深長的話，他是怕讀者不理解他的苦心。因此運用索隐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與對象的特征是相吻合的，我們沒有理由加以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