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以名學的緣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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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到這裡，不妨向讀者介紹一下前不久發生的一場關于什麼是紅學的争論。
争論是由周汝昌先生引起的。
他在《什麼是紅學》一文中談到:“紅學顯然是關于《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
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隻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來研究《紅樓夢》。
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以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
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物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
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
可是，在我看來，這些并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
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
如果我的這種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并不屬于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的小說學的範圍。
”周汝昌：《什麼是紅學》，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觀點不謂不明确。
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張相當一部分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如研究作品裡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語言等等，不屬于紅學研究的範圍。
那麼紅學研究的範圈都有哪些呢?周先生舉出四個方面：一、曹學；二、版本學；三、探佚學；四、脂學。
對此，應必誠同志提出異議，認為周先生的觀點實際上是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開除出紅學，道理上是講不通的”。
應文發表在《文藝報》1984年第3期，題目是《也談什麼是紅學》。
接着，周汝昌先生在同年《文藝報》第6期上發表《“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系》一文，回答應必誠同志的批評，繼續申明原來的觀點，并提出“紅學”和《紅樓夢》研究(周先生注明指作品)是兩個“既有關聯又有區分的名稱和概念”，二者應該有所分工。
不久，《文藝報》又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趙齊平同志的文章，支持應必誠同志的觀點，明确提出
争論是由周汝昌先生引起的。
他在《什麼是紅學》一文中談到:“紅學顯然是關于《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
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隻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來研究《紅樓夢》。
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以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
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物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
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
可是，在我看來，這些并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
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
如果我的這種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并不屬于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的小說學的範圍。
”周汝昌：《什麼是紅學》，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觀點不謂不明确。
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張相當一部分關于《紅樓夢》的文章，如研究作品裡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語言等等，不屬于紅學研究的範圍。
那麼紅學研究的範圈都有哪些呢?周先生舉出四個方面：一、曹學；二、版本學；三、探佚學；四、脂學。
對此，應必誠同志提出異議，認為周先生的觀點實際上是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開除出紅學，道理上是講不通的”。
應文發表在《文藝報》1984年第3期，題目是《也談什麼是紅學》。
接着，周汝昌先生在同年《文藝報》第6期上發表《“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系》一文，回答應必誠同志的批評，繼續申明原來的觀點，并提出“紅學”和《紅樓夢》研究(周先生注明指作品)是兩個“既有關聯又有區分的名稱和概念”，二者應該有所分工。
不久，《文藝報》又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趙齊平同志的文章，支持應必誠同志的觀點，明确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