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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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點,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個方面的故實值得注意。

     第一,中國現代學術是以《紅樓夢》研究開其端的。

    中國是學術大國,傳統學術經曆了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晚清新學等不同的發展階段,至清代樸學已經開始有了現代學術的一些萌芽。

    因為傳統學術和現代學術的分野,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出來:一是學者是否把學術本身當作了目的;二是學術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識論的因素摻入。

    中國傳統學術是不重知識論的,也可以說有道德傳統,少知性傳統。

    但到了清中葉,傳統學術的道德傳統有了向知性傳統轉變的迹象。

    章太炎稱清儒的治學方法有六;一曰審名實,二曰重佐證,三曰戒妄牽,四曰守凡例,五曰斷情感,六曰汰華辭參見《太炎文錄初編·說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冊,第11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把斷情感作為治經的六法之一,說明傳統學術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經在一定的意義上發揮作用。

    而按照梁啟超的說法,盛清學者的獨異之處,是具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精神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嘗言:“凡真學者之态度,皆當為學問而治學問。

    ”參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40頁,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

    因此我們說中國學術至清中葉已經開始有了現代學術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據的支持,但也隻是萌芽而已。

    真正現代學術之開端還是在晚清,歐風美雨襲來,學人産生追求學術獨立的自覺性,并試圖用新的學術觀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學術,尋求新解。

     這一轉變的時間約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1898年嚴複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啟超發表《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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