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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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語言文化曆史上，我認為有二本書是天書，一本是《易經》，一本則是《紅樓夢》。
有關《易經》，此生也許隻能敬畏而在闡釋上卻惟有望洋興歎而已。
所幸的是，與《紅樓夢》倒是頗有緣份；不僅是對小說的整個氣脈，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細節，我都能有心領神會之感。
當然，這種解讀和闡釋具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悲涼，不管行文如何激昂，總也抹不去這樣的蕭瑟。
我不知道整個文化輪回将如何了結，或者說如何走向，此系天機，如我等凡夫俗子無以揣度。
然而，就已經出現的種種文化迹象而言，我想人們或多或少總有些許感受吧。
諸如王國維之死，陳寅恪所著《柳如是别傳》等等。
在我去年寫的那篇《悲悼〈柳如是别傳〉》一文中，深感從《紅樓夢》到王國維再到《柳如是别傳》之間的文化氣脈之衰微。
遺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讀書》第4期上發表時被删去了十分之七，緻使許多讀者沒能理解我的感觸。
在我看來，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與賈寶玉最終懸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後繼似的一緻性；而陳寅恪為柳如是作傳與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推出大觀園女兒世界又是一個息息相通的曆史性呼應。
審美向度的嚴重阙如和人文靈魂的空前缺席，使曆史的敗落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緻使一些先知先覺者不得不首先承擔死亡的命運。
然而，文化氣脈的這種走向，從另一個角度說來，似乎又是一種複興的迹象。
因為不管如何的衰敗，整個文化依然氣息尚存。
說中國曆史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是一個方面，但在另一個方面，整個曆史文化也确實具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
曆史上遊牧民族的二次入主中原，結果都在軍事征服之後不知不覺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
佛教的傳播，則産生了禅宗那樣的文化命脈；近百年來西方文化的挑戰，是否也為漢語文化提供了一個曆史的契機呢?本世紀以來，漢語文化經受了二次空前劫難，一次是三四十年代來自日本的軍事入侵，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狀态頑強地存活下來。
及至當今重新陷入毀滅性的
有關《易經》，此生也許隻能敬畏而在闡釋上卻惟有望洋興歎而已。
所幸的是，與《紅樓夢》倒是頗有緣份；不僅是對小說的整個氣脈，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細節，我都能有心領神會之感。
當然，這種解讀和闡釋具有一種無可名狀的悲涼，不管行文如何激昂，總也抹不去這樣的蕭瑟。
我不知道整個文化輪回将如何了結，或者說如何走向，此系天機，如我等凡夫俗子無以揣度。
然而，就已經出現的種種文化迹象而言，我想人們或多或少總有些許感受吧。
諸如王國維之死，陳寅恪所著《柳如是别傳》等等。
在我去年寫的那篇《悲悼〈柳如是别傳〉》一文中，深感從《紅樓夢》到王國維再到《柳如是别傳》之間的文化氣脈之衰微。
遺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讀書》第4期上發表時被删去了十分之七，緻使許多讀者沒能理解我的感觸。
在我看來，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與賈寶玉最終懸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後繼似的一緻性；而陳寅恪為柳如是作傳與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推出大觀園女兒世界又是一個息息相通的曆史性呼應。
審美向度的嚴重阙如和人文靈魂的空前缺席，使曆史的敗落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緻使一些先知先覺者不得不首先承擔死亡的命運。
然而，文化氣脈的這種走向，從另一個角度說來，似乎又是一種複興的迹象。
因為不管如何的衰敗，整個文化依然氣息尚存。
說中國曆史有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是一個方面，但在另一個方面，整個曆史文化也确實具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
曆史上遊牧民族的二次入主中原，結果都在軍事征服之後不知不覺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
佛教的傳播，則産生了禅宗那樣的文化命脈；近百年來西方文化的挑戰，是否也為漢語文化提供了一個曆史的契機呢?本世紀以來，漢語文化經受了二次空前劫難，一次是三四十年代來自日本的軍事入侵，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所謂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狀态頑強地存活下來。
及至當今重新陷入毀滅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