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兒：機關算盡總是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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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的韓馥，不再一味地躲在幕後，也不再去做些牽制盟軍手腳的事情了，他也站了出來，作了一次漢末政治的弄潮兒。這就是韓馥的改變吧！
初平二年（191），韓馥提議擁立幽州刺史劉虞為帝，從這次擁立事件的表面來看，似乎并沒有多少新意，畢竟在漢末這種事情對于人們來說，早已見怪不怪了。靈帝末年，冀州刺史王芬就曾在一夥士人的鼓動下，要趁靈帝巡遊之際，行謀刺之舉，立合肥侯為帝；稍後又有董卓進京，肆意踐踏皇權，弑殺廢帝弘農王劉辯；一年前，士人同盟中又抛出了一份酸棗盟辭，其立意就在于否定獻帝的既成皇統，韓馥此番的擁立是不是在回複這一盟辭呢？
不過，此次擁立并不是韓馥的個人所為，他是與袁紹聯袂攜手共圖大業的。但，韓馥所表現出的熱情使得袁紹難于企及。在寫給袁術的信中，韓馥先是否定了獻帝的地位，既而就對劉虞為帝的合理性，加以旁征博引，稱道劉虞功德無量，又是漢室近宗，拿東漢最有效用的谶緯來表明上天早就有意讓這位仁人長者做漢朝的皇帝了。這實在是件有趣的事，韓馥改變得實在有些驚人，難道他要做一個扭轉漢末政治乾坤的英雄嗎？要知道，在士人原有價值觀遭到無情的粉碎之後，繼之以武人的暴力，士人早已不去留戀維系他們心志理念的道德王位了。擁立劉虞，隻是一面素面的幌子，内在的政治意義已轉化為個人的私慮了。
袁叙（袁紹從弟）在給袁紹的信中寫道：“現在的局勢已經是疲敝不堪，而天意則對于咱們袁氏家族情有獨鐘，并且降下符應。”袁紹不僅要做強者，還要做皇帝，隻是現在還是個不公開的秘密。袁術更是想做皇帝，幾近癡迷，後來，他也果真給自己加冕了。
曹操在日後回憶起這一段時期，也不無感慨地說：“如果沒有我，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稱王稱帝呢！”
我們前面引用的曹丕在《典論》中的話，就是地方割據的寫照——勢力強的人控制了郡國，其次的則盤踞在小的城池中，勢力弱的還要在鄉間結聚人馬。
可見，國家已經是四分五裂，獻帝在新士人的心中無足輕重，他們正沉浸在冷酷的利益角逐中，誰又會為漢室的複興去殚精竭慮呢？
這樣看來，韓馥擁立劉虞，似乎并沒有意義，而且他這樣做，極易受到已經死去的“正義”的批判。如果有人拿起這一陳舊的武器的話，它依然可以道貌岸然地起作用。
果真，在新士人群體中，出現了“正義”的呼聲。曹操站在承認獻帝皇統的立場上，擡出了節義的牌匾，認為少主受制于奸臣，如果大家不同心協力，拯救國家危亡，那麼，他就要單槍匹馬地去與殘暴抗争了。
袁術也堂皇地宣布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說當今皇帝沒有皇室血統，這簡直是無稽之談。袁氏一門踐履忠義的行為，已為天下人所共曉，群情激越，要讨伐國賊，洗刷恥辱，擁立新帝，不是我想聽到的事情。”
加之劉虞又是一個忠厚長者，他決不會擔負起不忠的罵名的。
一旦董卓借題發揮，以獻帝的名義讨伐不臣，顯然，也有效力可言。韓馥沒有想到這重重的危機嗎？
正像前面所說的那樣，擁立隻是一面素面的幌子，誰都可以在上面寫些東西，或是抒發一下隐秘的心情，或是張揚一下不複存在的熱情。韓馥就借着這面幌子，想着自己的事情：新士人武裝集結已經一年的時間了，但卻沒有實質的行動去挽救危亡的國家，董卓也在長安城中觀望，并沒有動用他的精銳之師去沖擊新士人的營盤，去瓦解長安的圍困。而獻帝和洛陽舊臣在初平元年三月就到了長安，洛陽已經是一片瓦礫，徒有虛名。新士人是用自己的等待換得了國家的最終消亡，雖然各自心照不宣，但勢利的端倪已經無法遮掩。韓馥對其間的玄機自會明晰，他可以不必為破滅的“道義”憂心忡忡了，一塊心病自此除去。而作為自己麾下官員的渤海太守袁紹卻以家族蒙難，獲得了衆人的同情，以弱小之勢，位居關東聯盟的盟主，韓馥又怎能以大州長官的身份，在袁紹面前俯首稱臣呢？既然讨董隻是搪塞世人耳目的事情，既然新士人彼此又隐藏殺機，韓馥就不必再猶疑不前了，他要在新士人群體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擁立劉虞為帝，就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既可以标榜自己心向漢室，博得忠義的名聲，又可以表明自己的實力足以擔當重任，其魄力決不在袁紹之下，至于擁立的成功與否，他并不挂心。成功，他是新朝的功臣；失敗，還有“盟主”袁紹在前面遮攔，他也不會因此獲咎。
初平二年（191），韓馥提議擁立幽州刺史劉虞為帝，從這次擁立事件的表面來看，似乎并沒有多少新意，畢竟在漢末這種事情對于人們來說，早已見怪不怪了。靈帝末年，冀州刺史王芬就曾在一夥士人的鼓動下，要趁靈帝巡遊之際，行謀刺之舉，立合肥侯為帝；稍後又有董卓進京，肆意踐踏皇權，弑殺廢帝弘農王劉辯；一年前，士人同盟中又抛出了一份酸棗盟辭，其立意就在于否定獻帝的既成皇統，韓馥此番的擁立是不是在回複這一盟辭呢？
不過，此次擁立并不是韓馥的個人所為，他是與袁紹聯袂攜手共圖大業的。但，韓馥所表現出的熱情使得袁紹難于企及。在寫給袁術的信中，韓馥先是否定了獻帝的地位，既而就對劉虞為帝的合理性，加以旁征博引，稱道劉虞功德無量，又是漢室近宗，拿東漢最有效用的谶緯來表明上天早就有意讓這位仁人長者做漢朝的皇帝了。這實在是件有趣的事，韓馥改變得實在有些驚人，難道他要做一個扭轉漢末政治乾坤的英雄嗎？要知道，在士人原有價值觀遭到無情的粉碎之後，繼之以武人的暴力，士人早已不去留戀維系他們心志理念的道德王位了。擁立劉虞，隻是一面素面的幌子，内在的政治意義已轉化為個人的私慮了。
袁叙（袁紹從弟）在給袁紹的信中寫道：“現在的局勢已經是疲敝不堪，而天意則對于咱們袁氏家族情有獨鐘，并且降下符應。”袁紹不僅要做強者，還要做皇帝，隻是現在還是個不公開的秘密。袁術更是想做皇帝，幾近癡迷，後來，他也果真給自己加冕了。
曹操在日後回憶起這一段時期，也不無感慨地說：“如果沒有我，還不知道有多少人會稱王稱帝呢！”
我們前面引用的曹丕在《典論》中的話，就是地方割據的寫照——勢力強的人控制了郡國，其次的則盤踞在小的城池中，勢力弱的還要在鄉間結聚人馬。
可見，國家已經是四分五裂，獻帝在新士人的心中無足輕重，他們正沉浸在冷酷的利益角逐中，誰又會為漢室的複興去殚精竭慮呢？
這樣看來，韓馥擁立劉虞，似乎并沒有意義，而且他這樣做，極易受到已經死去的“正義”的批判。如果有人拿起這一陳舊的武器的話，它依然可以道貌岸然地起作用。
果真，在新士人群體中，出現了“正義”的呼聲。曹操站在承認獻帝皇統的立場上，擡出了節義的牌匾，認為少主受制于奸臣，如果大家不同心協力，拯救國家危亡，那麼，他就要單槍匹馬地去與殘暴抗争了。
袁術也堂皇地宣布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說當今皇帝沒有皇室血統，這簡直是無稽之談。袁氏一門踐履忠義的行為，已為天下人所共曉，群情激越，要讨伐國賊，洗刷恥辱，擁立新帝，不是我想聽到的事情。”
加之劉虞又是一個忠厚長者，他決不會擔負起不忠的罵名的。
一旦董卓借題發揮，以獻帝的名義讨伐不臣，顯然，也有效力可言。韓馥沒有想到這重重的危機嗎？
正像前面所說的那樣，擁立隻是一面素面的幌子，誰都可以在上面寫些東西，或是抒發一下隐秘的心情，或是張揚一下不複存在的熱情。韓馥就借着這面幌子，想着自己的事情：新士人武裝集結已經一年的時間了，但卻沒有實質的行動去挽救危亡的國家，董卓也在長安城中觀望，并沒有動用他的精銳之師去沖擊新士人的營盤，去瓦解長安的圍困。而獻帝和洛陽舊臣在初平元年三月就到了長安，洛陽已經是一片瓦礫，徒有虛名。新士人是用自己的等待換得了國家的最終消亡，雖然各自心照不宣，但勢利的端倪已經無法遮掩。韓馥對其間的玄機自會明晰，他可以不必為破滅的“道義”憂心忡忡了，一塊心病自此除去。而作為自己麾下官員的渤海太守袁紹卻以家族蒙難，獲得了衆人的同情，以弱小之勢，位居關東聯盟的盟主，韓馥又怎能以大州長官的身份，在袁紹面前俯首稱臣呢？既然讨董隻是搪塞世人耳目的事情，既然新士人彼此又隐藏殺機，韓馥就不必再猶疑不前了，他要在新士人群體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擁立劉虞為帝，就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既可以标榜自己心向漢室，博得忠義的名聲，又可以表明自己的實力足以擔當重任，其魄力決不在袁紹之下，至于擁立的成功與否，他并不挂心。成功，他是新朝的功臣；失敗，還有“盟主”袁紹在前面遮攔，他也不會因此獲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