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轉變：從清流到地方實力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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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曆了流血的煎熬，武人已經挾持着漢室遺孤和洛陽舊臣遠去了，消失在角逐勢利中誕生的新士人——關東牧守的視野中。新士人如何來面對這殘酷的現實？是鼓足餘勇進入洛陽，在瓦礫中，在斷垣間，去尋覓昔日的情懷？還是卷起義旗，止息戰鼓，隔絕東西，各為諸侯？
這一切已經不必再去做出抉擇，在連遭變難之後，新士人的舊日理想早已灰飛煙滅，既而轉入對新的生存空間的營造，不想在那裡，生的意義竟也是那般的苦澀。在冀州刺史韓馥那裡，就可見一斑了。
韓馥是從東漢文化重鎮颍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進京後，周毖、伍瓊行政中試圖扭轉政治頹勢，清除董卓殘暴力量而外派出任州郡長官的五名京官之一。但一旦踏上冀州的土地，韓馥的心情就同以往大不相同了。
漢末的冀州是兵精糧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勢來面對中原凋敝，優越的感受油然而生。在洛陽朝廷中，韓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寫一些官樣的文章，抒發一下自己對時政的失望之情，表達一下自己除殘去穢的強烈願望，在士林中博得一個直言的美名。但是在冀州，韓馥集一州的軍政大權于一身，不再會有先前的作為了，逼人的社會現實，已經躍出筆端，成為他日常要加以應對的地方行政。他必須傾其才智，為自己以及與己相關的群體利益盡心謀劃，稍有不慎，冀州刺史就會成為階下囚，現實的殘酷，正一步步侵蝕着韓馥的身心。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實踐一個純真士人的社會理想，去做一個果敢的勇士，奔赴國難，即使是以冀州的強大實力為後盾，但要與董卓那支橫暴的涼州軍相抗衡，韓馥便有很多很多的顧慮，道義的光環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澤，受制于理想與現實的雙重壓迫，韓馥又怎敢輕言去就？他的行為正在模寫其心理的轉化。在袁紹首倡義兵讨伐董卓時，表現得越發明顯。
袁紹自與董卓反目之後，便來到了冀州，而此時朝中名士們正在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瓊、何颙等人的遊說下，加之袁氏在朝中地位顯赫，董卓也“大度”地許給了袁紹一個渤海郡太守的官職，還封他做了邟鄉侯。而漢末地方行政職權的劃分，已經與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隻執行監察權，而是統攝一州軍政，這就使得袁紹成為了韓馥的下屬。但韓袁之間還有一層關系，袁氏四世五公，其門生故吏遍布天下，韓馥就是袁氏衆多門生之一，作為東漢的一則慣例，門生一旦發達，總會對自己宗師的後代眷顧有加，韓馥對于袁紹大概也不會端什麼長官的架子吧？
但，袁紹又怎會把一個“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袁紹逃離洛陽的目的，就是要避開董卓的鋒芒，糾集武裝，反攻洛陽，有沒有官衣，并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這份“恩賜”，無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漢官的名義讨伐漢朝叛逆，倒也是合乎情理。
袁紹的激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而韓馥在抉擇之際所表現出的無限猶疑，就使得袁韓之間摩擦在不斷地加劇。
先是，韓馥改變了初衷。我們知道，韓馥離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行政中裡應外合讨伐董卓計劃中的重要一步，韓馥理應起兵。但是，在聽說袁紹到了渤海，要樹立義旗，興兵伐董的時候，韓馥卻慌忙派遣手下親信以州官的名義前往渤海，看住袁紹。隻是，這絲毫起不到什麼作用，士人以武力來對抗強暴是大勢所趨，袁紹樹立義旗隻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幾個從事小吏又怎能阻攔得住呢？況且，韓馥如果一味設置障礙，隻會将自己扯進泥潭，遭到來自于士人方面的鄙棄，卻不會獲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隻孤雲野鶴，韓馥又沒有這個心境。
袁紹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會因此被卷入一場無望的戰争當中，韓馥剛剛得到的殷實資本可能會化為烏有，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這時，一紙三公移書使得韓馥脫離了煩惱。而這紙文書實際上是由東郡太守橋瑁假借三公名義發往州郡的，前已經述說。這本就是州郡起兵的訊号，但在韓馥眼中卻成了幫助他擺脫無形利害糾葛的依靠。有了它，可以聽任袁紹起兵，去回複士人的激越行為；拿着這紙文書，又可以避免事後可能出現的董卓對他的責難。但這并不等于韓馥從此可以出離于漢末政局之外，由袁紹起兵所激發的士人奔赴國難的熾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韓馥的心情。
這一切已經不必再去做出抉擇，在連遭變難之後，新士人的舊日理想早已灰飛煙滅，既而轉入對新的生存空間的營造，不想在那裡，生的意義竟也是那般的苦澀。在冀州刺史韓馥那裡，就可見一斑了。
韓馥是從東漢文化重鎮颍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進京後，周毖、伍瓊行政中試圖扭轉政治頹勢，清除董卓殘暴力量而外派出任州郡長官的五名京官之一。但一旦踏上冀州的土地，韓馥的心情就同以往大不相同了。
漢末的冀州是兵精糧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勢來面對中原凋敝，優越的感受油然而生。在洛陽朝廷中，韓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寫一些官樣的文章，抒發一下自己對時政的失望之情，表達一下自己除殘去穢的強烈願望，在士林中博得一個直言的美名。但是在冀州，韓馥集一州的軍政大權于一身，不再會有先前的作為了，逼人的社會現實，已經躍出筆端，成為他日常要加以應對的地方行政。他必須傾其才智，為自己以及與己相關的群體利益盡心謀劃，稍有不慎，冀州刺史就會成為階下囚，現實的殘酷，正一步步侵蝕着韓馥的身心。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實踐一個純真士人的社會理想，去做一個果敢的勇士，奔赴國難，即使是以冀州的強大實力為後盾，但要與董卓那支橫暴的涼州軍相抗衡，韓馥便有很多很多的顧慮，道義的光環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澤，受制于理想與現實的雙重壓迫，韓馥又怎敢輕言去就？他的行為正在模寫其心理的轉化。在袁紹首倡義兵讨伐董卓時，表現得越發明顯。
袁紹自與董卓反目之後，便來到了冀州，而此時朝中名士們正在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瓊、何颙等人的遊說下，加之袁氏在朝中地位顯赫，董卓也“大度”地許給了袁紹一個渤海郡太守的官職，還封他做了邟鄉侯。而漢末地方行政職權的劃分，已經與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隻執行監察權，而是統攝一州軍政，這就使得袁紹成為了韓馥的下屬。但韓袁之間還有一層關系，袁氏四世五公，其門生故吏遍布天下，韓馥就是袁氏衆多門生之一，作為東漢的一則慣例，門生一旦發達，總會對自己宗師的後代眷顧有加，韓馥對于袁紹大概也不會端什麼長官的架子吧？
但，袁紹又怎會把一個“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袁紹逃離洛陽的目的，就是要避開董卓的鋒芒，糾集武裝，反攻洛陽，有沒有官衣，并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這份“恩賜”，無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漢官的名義讨伐漢朝叛逆，倒也是合乎情理。
袁紹的激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而韓馥在抉擇之際所表現出的無限猶疑，就使得袁韓之間摩擦在不斷地加劇。
先是，韓馥改變了初衷。我們知道，韓馥離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行政中裡應外合讨伐董卓計劃中的重要一步，韓馥理應起兵。但是，在聽說袁紹到了渤海，要樹立義旗，興兵伐董的時候，韓馥卻慌忙派遣手下親信以州官的名義前往渤海，看住袁紹。隻是，這絲毫起不到什麼作用，士人以武力來對抗強暴是大勢所趨，袁紹樹立義旗隻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幾個從事小吏又怎能阻攔得住呢？況且，韓馥如果一味設置障礙，隻會将自己扯進泥潭，遭到來自于士人方面的鄙棄，卻不會獲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隻孤雲野鶴，韓馥又沒有這個心境。
袁紹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會因此被卷入一場無望的戰争當中，韓馥剛剛得到的殷實資本可能會化為烏有，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這時，一紙三公移書使得韓馥脫離了煩惱。而這紙文書實際上是由東郡太守橋瑁假借三公名義發往州郡的，前已經述說。這本就是州郡起兵的訊号，但在韓馥眼中卻成了幫助他擺脫無形利害糾葛的依靠。有了它，可以聽任袁紹起兵，去回複士人的激越行為；拿着這紙文書，又可以避免事後可能出現的董卓對他的責難。但這并不等于韓馥從此可以出離于漢末政局之外，由袁紹起兵所激發的士人奔赴國難的熾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韓馥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