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離困境：重整山河的舊思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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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總會在不經意處顯露出她戲劇性的一面。長久以來就被士大夫認定為變亂皇權的兩大毒素——外戚和宦官，居然在中平六年八月戊辰到辛未（公曆9月22日至25日）的四天時間裡，就消失得幹幹淨淨。
在這場疾風驟雨的宮廷政變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1此次政變的導火索是宦官殺了外戚大将軍何進。随即何進家兵發難，圍攻南宮。擔任宮内衛戍任務的虎贲中郎将、袁紹同父異母弟袁術火燒宮門。張讓、段珪等部分宦官在慌亂中裹挾天子、何太後和陳留王協（即後來的獻帝）倉皇逃往北宮，中途何太後被尚書盧植截留。稍後車騎将軍何苗增兵南宮，何進家将與何苗不和，認定是何苗導緻了何進之死，并且有保全宦官的嫌疑，兩部遂發生火并，何苗被殺。而何進、何苗兄弟先後喪命，日後何太後歸政，已無何氏外戚可以憑借，自此斷絕了外戚專政的可能。
2士大夫介入政變，并且初步掌握了領導權。八月宮廷政變爆發後，先是袁術充當了急先鋒，這與他宿衛宮省的職責有關。随後，太傅袁隗與司隸校尉袁紹迅速做出反應，“矯诏”清除了宦官在外朝的黨羽。此舉，可以看作士大夫已經從理性行政的空間中掙脫出來，付之武力的表現。而“矯诏”雖然在形式上還有依托皇權的色彩，但它的出現，足以顯示出士大夫已經學會了利用皇權，以此來實現自身的政治圖謀。從事态進一步演變的過程看，袁紹俨然已經成為操控全局的首腦人物，由他下令開始了對宦官群體的大肆殺戮，其景象大為血腥和恐怖，“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
3張讓等雖裹挾天子和陳留王逃離洛陽城，但河南尹王允随即派出中部掾闵貢予以阻截，張讓等投河而死。自此，宦官被徹底肅清。
如果照此态勢發展下去，在宦官和外戚兩亡的情況下，下一步的結果順理成章地就是士大夫接管政權，他們也許會因為宿敵的消失，而緻力于朝綱的修整，抒發一下他們被壓抑太久太久的政治情懷。
而如何使國家走出疲敝的困境，長久以來，士大夫已經形成了自己一套解決問題的思路，大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使用經學所提供的政治修複機制，試圖實現皇權的獨立自強。
在漢代，經學不僅是知識的載體，而且有着極其豐富的政治功用。在建章立制的同時，經學還為士大夫提供了一套政治修複機制。這就是源于天人感應學說的災異警示，其在東漢政治事務中的應用，大緻是以這樣一個程序來體現的：先言災異的發生，顯現出天的意志；再引用一些經書大義，繼而切入人事，從而來表達士大夫對于政治現狀的理解，最終是要把災異的出現歸結在現實中人的因素對政治的幹擾上。确切地講，在這時候就要把此意上升到外戚或是宦官的幹政，造成了皇權下移，導緻政治敗壞的層面上，從而對“天譴災異”作出解釋。舉例來說，如出現日食，和帝時的司徒丁鴻就把它理解為“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進而可以導出“威柄不可以放下，利器不可以假人”的道理。采用這樣的災異警示，最終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強”（《後漢書》卷三七《丁鴻傳》）。皇權要獨立自強就成為東漢中後期士大夫所表露的共同思想。
第二，發揮自身所具有的官僚職能，剔除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努力扭轉政治的頹勢。
範晔在《後漢書》中多次論及東漢中後期衰而不亡的原因，例如：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後臨朝，窦氏憑盛戚之權，将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剿奸回之逼。不然，國家危矣。（《後漢書》卷四三《朱樂何列傳》範晔論）
在這場疾風驟雨的宮廷政變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1此次政變的導火索是宦官殺了外戚大将軍何進。随即何進家兵發難，圍攻南宮。擔任宮内衛戍任務的虎贲中郎将、袁紹同父異母弟袁術火燒宮門。張讓、段珪等部分宦官在慌亂中裹挾天子、何太後和陳留王協（即後來的獻帝）倉皇逃往北宮，中途何太後被尚書盧植截留。稍後車騎将軍何苗增兵南宮，何進家将與何苗不和，認定是何苗導緻了何進之死，并且有保全宦官的嫌疑，兩部遂發生火并，何苗被殺。而何進、何苗兄弟先後喪命，日後何太後歸政，已無何氏外戚可以憑借，自此斷絕了外戚專政的可能。
2士大夫介入政變，并且初步掌握了領導權。八月宮廷政變爆發後，先是袁術充當了急先鋒，這與他宿衛宮省的職責有關。随後，太傅袁隗與司隸校尉袁紹迅速做出反應，“矯诏”清除了宦官在外朝的黨羽。此舉，可以看作士大夫已經從理性行政的空間中掙脫出來，付之武力的表現。而“矯诏”雖然在形式上還有依托皇權的色彩，但它的出現，足以顯示出士大夫已經學會了利用皇權，以此來實現自身的政治圖謀。從事态進一步演變的過程看，袁紹俨然已經成為操控全局的首腦人物，由他下令開始了對宦官群體的大肆殺戮，其景象大為血腥和恐怖，“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死者二千餘人”（《後漢書》卷六九《何進傳》）。
3張讓等雖裹挾天子和陳留王逃離洛陽城，但河南尹王允随即派出中部掾闵貢予以阻截，張讓等投河而死。自此，宦官被徹底肅清。
如果照此态勢發展下去，在宦官和外戚兩亡的情況下，下一步的結果順理成章地就是士大夫接管政權，他們也許會因為宿敵的消失，而緻力于朝綱的修整，抒發一下他們被壓抑太久太久的政治情懷。
而如何使國家走出疲敝的困境，長久以來，士大夫已經形成了自己一套解決問題的思路，大緻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第一，使用經學所提供的政治修複機制，試圖實現皇權的獨立自強。
在漢代，經學不僅是知識的載體，而且有着極其豐富的政治功用。在建章立制的同時，經學還為士大夫提供了一套政治修複機制。這就是源于天人感應學說的災異警示，其在東漢政治事務中的應用，大緻是以這樣一個程序來體現的：先言災異的發生，顯現出天的意志；再引用一些經書大義，繼而切入人事，從而來表達士大夫對于政治現狀的理解，最終是要把災異的出現歸結在現實中人的因素對政治的幹擾上。确切地講，在這時候就要把此意上升到外戚或是宦官的幹政，造成了皇權下移，導緻政治敗壞的層面上，從而對“天譴災異”作出解釋。舉例來說，如出現日食，和帝時的司徒丁鴻就把它理解為“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進而可以導出“威柄不可以放下，利器不可以假人”的道理。采用這樣的災異警示，最終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強”（《後漢書》卷三七《丁鴻傳》）。皇權要獨立自強就成為東漢中後期士大夫所表露的共同思想。
第二，發揮自身所具有的官僚職能，剔除政治中的不合理因素，努力扭轉政治的頹勢。
範晔在《後漢書》中多次論及東漢中後期衰而不亡的原因，例如：
永元之際，天子幼弱，太後臨朝，窦氏憑盛戚之權，将有呂、霍之變。幸漢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故能挾幼主之斷，剿奸回之逼。不然，國家危矣。（《後漢書》卷四三《朱樂何列傳》範晔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