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且武

的信任，自貶為後将軍。

    應該說段谷之戰的意義并不在于對蜀軍的殲滅性打擊，而在于使姜維這員蜀國當時唯一的将才的威信受到損害，給蜀國的保守派提供借口。

    鄧艾因為段谷的戰功被進封為鄧侯，食邑六千六百戶，其子鄧鐘也獲得了五百戶亭侯的封爵。

    等到甘露二年，諸葛誕壽春起兵的時候，姜維又一次北伐，被鄧艾等據險而守，無功而返。

    鄧艾更加封為征西将軍，風光一時。

     直到魏景元三年鄧艾破姜維于侯和，在與蜀國姜維的軍事對話中，鄧艾始終是占據上風，這之中當然有蜀國國力不如魏國的因素，另外防守總比進攻來得容易，并不說明鄧艾肯定比姜維高明很多。

    所謂的天險，是蜀國和魏國共之的。

     但是，鄧艾在西部的駐守，不但使司馬氏能夠西顧無憂，得以放心剿滅淮南地區的軍事勢力，而不用兩線作戰。

    對于蜀國來說，曆次軍事沖突的失敗都令自己的國力被消耗，士氣衰落，内部意見不統一，為日後的滅亡種下了禍根。

     軍事上的得力使鄧艾對于政治上的敏感有些下降。

    要知道，當年司馬懿之所以能夠在魏國得勢就是因為有對蜀國的戰功和對公孫淵的讨伐，鄧艾對于蜀國的屢戰屢勝無論是戰功還是威望都和當年的司馬懿不相上下。

    功高當自危，手握兵權的鄧艾完全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

    當年他還振振有辭地給司馬師分析東吳的諸葛恪“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招上級疑惑，被同僚妒忌，“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

    現在的鄧艾其實比諸葛恪當年還危險，可是沒有看出鄧艾有什麼自保的舉動。

    可能是因為鄧艾認為自己出身寒微，對司馬氏又忠心耿耿，構不成威脅；也可能鄧艾就是直腸子，所以對魏國的各種封賞沒有一次上表推辭，哪怕是名義上的推辭，覺得是自己的功勞所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