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盡瘁的諸葛亮不過是個野心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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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托孤重臣，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應該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嚴還是“統内外軍事”這樣一個相當三軍司令的人物。
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東吳處于敵對狀态，李嚴留鎮永安是必須的話，那麼在蜀漢與東吳在建興元年“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4)後，還是将李嚴這麼一個“統内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繼續置于和東吳交界的永安，顯然是不合适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于建興四年春李嚴卻去了面對東吳的二線城市江州，依然沒能進入政治權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為一個混迹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利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最後逐漸被人遺忘。
而他還不至于也不會敢想去自立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願求居江州。
從他後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裡，……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3)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權利中心的。
隻是既然不能進成都，那隻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當然相信他也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這也許僅僅是他一種表達不滿和要求的姿态而已。
但是不管怎麼樣，這都可以說明他并不是自願遠離政治和權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這一點的，蜀漢舉國上下惟諸葛公一人而已。
他們二個照後世的稱謂，乃是“顧命大臣”，因此從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權利分配上講，都應該是基本并列的。
但事實上自從諸葛亮扶劉備靈柩回成都之日起，李嚴就被已經撇在了一邊：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
”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建興元年，封(李嚴)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 ——《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同是托孤重臣，諸葛亮此前已假節钺，現在晉封鄉侯，并且開府、領益州牧，其中的開府、領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舉府屬官吏，并成為了益州的最高軍政長官，都是把握實權的舉動，而李嚴雖然也晉封鄉侯、假節，但卻隻加了個光祿勳的虛銜，相比之下顯然分量就輕得多了。
我們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觀地去看待的話，從諸葛亮那篇被後世百般推崇的《出師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覺到當時諸葛亮大權獨攬、權傾朝野，明顯地時常對後主劉禅指手畫腳，甚至還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脅态度來迫使劉禅就範，同時在他心裡還有着許多憂慮。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當時蜀漢朝廷權利鬥争的激烈狀況。
他在《出師表》中，先說了當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勢嚴峻，而後話鋒一轉道：“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
” 這其中的“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說，就把劉禅的“宮中”和他開府的“府中”歸成了“俱為一體”，将皇帝的宮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
然後說“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這就進一步地明确要求劉禅把宮中的事體也要交給他“開府”後的幕府來管，不用宮中的管理機構來處理了。
而如若劉禅不答應的話，那就是“内外異法”了，那麼“陛下”你就有不“開張聖德”，不“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
我相信在看見諸葛丞相羅列了這麼多不答應之後會産生的罪狀之後，劉禅大約是不敢不應的。
這些話更象是一個上司在教訓屬下，那裡是一個臣子對皇帝說的話，然而卻是出自諸葛亮這樣一個被後人推舉為千古第一人臣，被稱為“一身唯謹慎”的臣子之口，難道不奇怪麼。
隻是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禅将宮中事體交給他的幕府處理後，諸葛亮又舉薦了将軍向寵“為督”，掌管京師的近衛軍，說隻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
此前執掌皇室保衛的近衛軍頭領是劉備的心腹趙雲，劉備以趙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内事”，在進成都後升為翊軍将軍，翊，衛也，依然是劉備的頭号保镖統領。
而此刻諸葛亮将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保薦的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是聯系《出師表》的前後語義和當時形勢，不能說一點都沒有其他目的在内。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此話又顯有所指，隻是到底是在說誰，我們現在卻不得而知了，不過這也是拜諸葛公不設史官所賜。
說起不設史官，問題又來了。
我想以諸葛亮的“達于為政”和其思維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親決”的精細作風，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
“國不置史”這個舉動所産生的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在蜀亡以後，即使是作為蜀漢著名史學家谯周弟子的陳壽，在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情況下，奉命修編的《三國志》裡也惟有蜀書因為“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各類資料的嚴重匮乏，導緻許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最後僅僅隻修了一卷便作罷了(5)。
倘若說在劉備手上的時候是因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麼在劉禅當政後這麼長的時間内，政權穩固度應該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谯周、許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為自承漢朝正統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諸葛亮“猶有未周”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要是從“行事多遺”這個角度去看，更會多少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諸葛亮除了對劉禅提出了這樣一些不能不從的“建議”外，當然也不會忘記安排他北伐離開成都後朝中的人事問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廣益。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 我們可以發現，諸葛亮提出在他離開成都後，要後主“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的人選，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荊楚集團的骨幹，東州和益州人士一個也沒出現。
尤其是李嚴，作為這樣一個和諸葛亮并列、“統内外軍事”、官拜尚書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這件關乎國計民生的軍國大事上未能有一點說話的機會，而在諸葛亮不在的情況下，也理應是由他來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諸葛亮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後朝中主持工作人選的表章中，連提都沒提他，不管從那個角度而言，這都是不正常的。
而諸葛亮
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東吳處于敵對狀态，李嚴留鎮永安是必須的話，那麼在蜀漢與東吳在建興元年“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4)後，還是将李嚴這麼一個“統内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繼續置于和東吳交界的永安，顯然是不合适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于建興四年春李嚴卻去了面對東吳的二線城市江州，依然沒能進入政治權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為一個混迹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利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小，最後逐漸被人遺忘。
而他還不至于也不會敢想去自立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願求居江州。
從他後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裡，……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3)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權利中心的。
隻是既然不能進成都，那隻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當然相信他也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這也許僅僅是他一種表達不滿和要求的姿态而已。
但是不管怎麼樣，這都可以說明他并不是自願遠離政治和權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這一點的，蜀漢舉國上下惟諸葛公一人而已。
他們二個照後世的稱謂，乃是“顧命大臣”，因此從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權利分配上講，都應該是基本并列的。
但事實上自從諸葛亮扶劉備靈柩回成都之日起，李嚴就被已經撇在了一邊：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
頃之，又領益州牧。
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
”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建興元年，封(李嚴)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
” ——《三國志》《蜀書》《李嚴傳》 同是托孤重臣，諸葛亮此前已假節钺，現在晉封鄉侯，并且開府、領益州牧，其中的開府、領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舉府屬官吏，并成為了益州的最高軍政長官，都是把握實權的舉動，而李嚴雖然也晉封鄉侯、假節，但卻隻加了個光祿勳的虛銜，相比之下顯然分量就輕得多了。
我們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觀地去看待的話，從諸葛亮那篇被後世百般推崇的《出師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覺到當時諸葛亮大權獨攬、權傾朝野，明顯地時常對後主劉禅指手畫腳，甚至還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脅态度來迫使劉禅就範，同時在他心裡還有着許多憂慮。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中體會到當時蜀漢朝廷權利鬥争的激烈狀況。
他在《出師表》中，先說了當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勢嚴峻，而後話鋒一轉道：“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
” 這其中的“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一說，就把劉禅的“宮中”和他開府的“府中”歸成了“俱為一體”，将皇帝的宮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
然後說“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這就進一步地明确要求劉禅把宮中的事體也要交給他“開府”後的幕府來管，不用宮中的管理機構來處理了。
而如若劉禅不答應的話，那就是“内外異法”了，那麼“陛下”你就有不“開張聖德”，不“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
我相信在看見諸葛丞相羅列了這麼多不答應之後會産生的罪狀之後，劉禅大約是不敢不應的。
這些話更象是一個上司在教訓屬下，那裡是一個臣子對皇帝說的話，然而卻是出自諸葛亮這樣一個被後人推舉為千古第一人臣，被稱為“一身唯謹慎”的臣子之口，難道不奇怪麼。
隻是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禅将宮中事體交給他的幕府處理後，諸葛亮又舉薦了将軍向寵“為督”，掌管京師的近衛軍，說隻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
此前執掌皇室保衛的近衛軍頭領是劉備的心腹趙雲，劉備以趙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内事”，在進成都後升為翊軍将軍，翊，衛也，依然是劉備的頭号保镖統領。
而此刻諸葛亮将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保薦的向寵，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是聯系《出師表》的前後語義和當時形勢，不能說一點都沒有其他目的在内。
“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此話又顯有所指，隻是到底是在說誰，我們現在卻不得而知了，不過這也是拜諸葛公不設史官所賜。
說起不設史官，問題又來了。
我想以諸葛亮的“達于為政”和其思維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親決”的精細作風，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
“國不置史”這個舉動所産生的最直接的後果，便是在蜀亡以後，即使是作為蜀漢著名史學家谯周弟子的陳壽，在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情況下，奉命修編的《三國志》裡也惟有蜀書因為“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各類資料的嚴重匮乏，導緻許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最後僅僅隻修了一卷便作罷了(5)。
倘若說在劉備手上的時候是因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麼在劉禅當政後這麼長的時間内，政權穩固度應該已經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谯周、許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為自承漢朝正統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諸葛亮“猶有未周”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要是從“行事多遺”這個角度去看，更會多少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諸葛亮除了對劉禅提出了這樣一些不能不從的“建議”外，當然也不會忘記安排他北伐離開成都後朝中的人事問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廣益。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 我們可以發現，諸葛亮提出在他離開成都後，要後主“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的人選，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荊楚集團的骨幹，東州和益州人士一個也沒出現。
尤其是李嚴，作為這樣一個和諸葛亮并列、“統内外軍事”、官拜尚書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這件關乎國計民生的軍國大事上未能有一點說話的機會，而在諸葛亮不在的情況下，也理應是由他來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諸葛亮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後朝中主持工作人選的表章中，連提都沒提他，不管從那個角度而言，這都是不正常的。
而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