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忠于蜀漢說再認識(諸葛亮為何不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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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望大著,“朝廷憚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則寡人”的政治格局(《孝武帝紀》史臣曰)。
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桓溫雖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須“立奇功于趙、魏”(《桓溫傳》),收複關中、許洛之地,才能獲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錫殊禮,進而逼迫晉帝禅位。
史載:“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
”及殷浩失敗被廢,“内外大權一歸溫矣”,桓溫率軍北伐,前兩次雖取得一定的戰果,然太和四年(369)的第三次北伐卻以慘敗而告終。
“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桓溫傳》),在謝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溫欲加九錫的圖謀終成泡影。
如果将桓溫“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與諸葛亮所雲“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兩相對照,可以清楚地發現,兩人雖處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緻相同的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爾。
與諸葛亮、桓溫相比,南朝劉宋開國之君劉裕是幸運者,他的北伐在局部範圍内獲得了成功,從而加九錫,最終奪得司馬氏江山。
《魏書》卷97《島夷劉裕傳》載:“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
”義熙十二年(416)八月,劉裕率軍北伐,臨行前,其心腹劉穆之謂龍骧将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
”鎮惡曰:“吾今不克鹹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
”(《島夷劉裕傳》)晉軍勢如破竹,于當年十月攻克洛陽,而朝廷尚“未遣九錫”,王弘奉劉裕之命“還京師,諷旨朝廷”(《王弘傳》),求加九錫。
及劉裕平關中,擒獲後秦主姚泓,晉安帝“封裕十郡為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拟魏晉故事”(《島夷劉裕傳》。
不久,劉裕篡晉稱帝,建立劉宋政權。
蜀漢北伐的勝算到底有多少?其實諸葛亮的心裡是非常清楚的。
《隆中對》制定的待“天下有變”,益州與荊州兩路大軍同時出兵,夾擊曹魏的戰略計劃,由于“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雖号為“天府”,但畢竟僅“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張俨《默記》)。
可見,蜀漢的綜合國力與曹魏是無法比拟的。
雖然在諸葛亮的外交努力下,吳蜀又恢複了聯盟,但兩國間的裂痕根本無法完全彌合,雙方各存戒心,僅滿足于互不侵犯,用諸葛亮的話來說:“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失去了吳國的配合,單憑蜀漢自己的力量,欲收複中原、一統華夏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作為三國時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諸葛亮知己知彼,他對形勢的判斷洞若觀火,絕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
那麼,為何諸葛亮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呢?對此問題,陳壽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釋,他說:“亮之素志,進欲龍骧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
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
”(《蜀書·諸葛亮傳》)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是想通過北伐來證明,蜀漢政權中能夠“蹈涉中原”,與強敵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這是其“自取”步驟上極其重要的政治砝碼。
陳壽評諸葛亮雲:“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
”(《蜀書·諸葛亮傳》)在諸葛亮軍事生涯中,鮮有使用奇謀确是事實,陳壽之論并無貶低諸葛亮之意,這已成為當代治三國史學者的共識。
然則,為何諸葛亮不肯使用“奇謀”?是他缺少軍事才能,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東吳大鴻胪張俨評議諸葛亮與司馬懿軍事才幹之優劣時指出:孔明……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
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
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張俨《默記》) 誠然,張俨褒諸葛貶司馬之論似嫌誇張,但亦反映了時人對諸葛亮的軍事謀略欽佩不已。
作為三國時期一流軍事家的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勝的兵家常理。
但是使用“奇謀”的風險是極大的,若“奇謀”不成,軍隊損失慘重,諸葛亮本人就将身敗名裂,稱帝則更無從談起。
諸葛亮與魏延關于北伐路線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後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争論不休。
一些學者認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率大軍出斜谷,趨長安會師,乃是“奇謀”,“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1](《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假如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經成功,可惜亮謹慎得近乎膽小。
而另一些史家則支持諸葛亮“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的謀略(《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認為北出子午谷雖是捷徑,但危險系數極大,一旦魏軍卡住谷口,輕則勞而無功,重則全軍覆沒。
我以為這兩種見解都是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分析問題,而沒有考慮這背後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敗既關系到蜀漢政權的安危,也關系到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夠實現,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謹慎,不持重呢。
其實,諸葛亮對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動攻擊強魏,這本身就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迹,隻要能奪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戰争的勝利,就足以顯示諸葛亮傑出的軍事才能,并給其帶來崇高的政治聲望。
若依魏延之計,諸葛亮即使奇襲長安得手,但不過二十日,魏軍就會重新集結,全力反撲(這是魏延本人的估計),蜀軍必然要在關中這一曹魏的心髒地區同魏軍主力展開殊死決戰,若曠日持久,諸葛亮将長期不能返朝主政,則恐大權旁落于他人之手。
若一旦失利,蜀軍損失慘重,諸葛亮不僅不能實現“自取”的圖謀,甚至連相位亦難保。
事關個人政治命運的這一重大決策,諸葛亮當然是要慎之又慎。
對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僅是本人的妄測臆斷,曆史上有極其相似之例,可資佐證。
“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的東晉大将桓溫在其北伐的關鍵時刻,亦不欲與強敵決戰于關中。
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溫率兵北伐,所向克捷,軍鋒直指長安。
北方名士王猛“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扪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裡,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
’溫嘿然無以應”。
胡三省注曰:“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為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複境土。
桓溫都督中外諸軍事,“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桓溫雖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須“立奇功于趙、魏”(《桓溫傳》),收複關中、許洛之地,才能獲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錫殊禮,進而逼迫晉帝禅位。
史載:“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
”及殷浩失敗被廢,“内外大權一歸溫矣”,桓溫率軍北伐,前兩次雖取得一定的戰果,然太和四年(369)的第三次北伐卻以慘敗而告終。
“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桓溫傳》),在謝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溫欲加九錫的圖謀終成泡影。
如果将桓溫“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與諸葛亮所雲“若滅魏斬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兩相對照,可以清楚地發現,兩人雖處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緻相同的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爾。
與諸葛亮、桓溫相比,南朝劉宋開國之君劉裕是幸運者,他的北伐在局部範圍内獲得了成功,從而加九錫,最終奪得司馬氏江山。
《魏書》卷97《島夷劉裕傳》載:“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許,乃西伐姚泓。
”義熙十二年(416)八月,劉裕率軍北伐,臨行前,其心腹劉穆之謂龍骧将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
”鎮惡曰:“吾今不克鹹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亦卿之責矣。
”(《島夷劉裕傳》)晉軍勢如破竹,于當年十月攻克洛陽,而朝廷尚“未遣九錫”,王弘奉劉裕之命“還京師,諷旨朝廷”(《王弘傳》),求加九錫。
及劉裕平關中,擒獲後秦主姚泓,晉安帝“封裕十郡為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拟魏晉故事”(《島夷劉裕傳》。
不久,劉裕篡晉稱帝,建立劉宋政權。
蜀漢北伐的勝算到底有多少?其實諸葛亮的心裡是非常清楚的。
《隆中對》制定的待“天下有變”,益州與荊州兩路大軍同時出兵,夾擊曹魏的戰略計劃,由于“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雖号為“天府”,但畢竟僅“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張俨《默記》)。
可見,蜀漢的綜合國力與曹魏是無法比拟的。
雖然在諸葛亮的外交努力下,吳蜀又恢複了聯盟,但兩國間的裂痕根本無法完全彌合,雙方各存戒心,僅滿足于互不侵犯,用諸葛亮的話來說:“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失去了吳國的配合,單憑蜀漢自己的力量,欲收複中原、一統華夏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作為三國時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諸葛亮知己知彼,他對形勢的判斷洞若觀火,絕不可能看不到這一點。
那麼,為何諸葛亮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呢?對此問題,陳壽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釋,他說:“亮之素志,進欲龍骧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
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
”(《蜀書·諸葛亮傳》)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諸葛亮是想通過北伐來證明,蜀漢政權中能夠“蹈涉中原”,與強敵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這是其“自取”步驟上極其重要的政治砝碼。
陳壽評諸葛亮雲:“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
”(《蜀書·諸葛亮傳》)在諸葛亮軍事生涯中,鮮有使用奇謀确是事實,陳壽之論并無貶低諸葛亮之意,這已成為當代治三國史學者的共識。
然則,為何諸葛亮不肯使用“奇謀”?是他缺少軍事才能,還是另有其他原因?東吳大鴻胪張俨評議諸葛亮與司馬懿軍事才幹之優劣時指出:孔明……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
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
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張俨《默記》) 誠然,張俨褒諸葛貶司馬之論似嫌誇張,但亦反映了時人對諸葛亮的軍事謀略欽佩不已。
作為三國時期一流軍事家的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勝的兵家常理。
但是使用“奇謀”的風險是極大的,若“奇謀”不成,軍隊損失慘重,諸葛亮本人就将身敗名裂,稱帝則更無從談起。
諸葛亮與魏延關于北伐路線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後世史家的濃厚興趣,為之争論不休。
一些學者認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襲長安,諸葛亮率大軍出斜谷,趨長安會師,乃是“奇謀”,“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1](《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假如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經成功,可惜亮謹慎得近乎膽小。
而另一些史家則支持諸葛亮“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的謀略(《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認為北出子午谷雖是捷徑,但危險系數極大,一旦魏軍卡住谷口,輕則勞而無功,重則全軍覆沒。
我以為這兩種見解都是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分析問題,而沒有考慮這背後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敗既關系到蜀漢政權的安危,也關系到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夠實現,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謹慎,不持重呢。
其實,諸葛亮對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動攻擊強魏,這本身就創造了軍事史上的奇迹,隻要能奪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戰争的勝利,就足以顯示諸葛亮傑出的軍事才能,并給其帶來崇高的政治聲望。
若依魏延之計,諸葛亮即使奇襲長安得手,但不過二十日,魏軍就會重新集結,全力反撲(這是魏延本人的估計),蜀軍必然要在關中這一曹魏的心髒地區同魏軍主力展開殊死決戰,若曠日持久,諸葛亮将長期不能返朝主政,則恐大權旁落于他人之手。
若一旦失利,蜀軍損失慘重,諸葛亮不僅不能實現“自取”的圖謀,甚至連相位亦難保。
事關個人政治命運的這一重大決策,諸葛亮當然是要慎之又慎。
對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僅是本人的妄測臆斷,曆史上有極其相似之例,可資佐證。
“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的東晉大将桓溫在其北伐的關鍵時刻,亦不欲與強敵決戰于關中。
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溫率兵北伐,所向克捷,軍鋒直指長安。
北方名士王猛“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扪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裡,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
’溫嘿然無以應”。
胡三省注曰:“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為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複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