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忠于蜀漢說再認識(諸葛亮為何不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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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睿即位時,竟命王導同坐于禦床,接受百官的朝拜。
“導固辭,至于三四。
”後來司徒蔡谟“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
’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王導傳》)。
相比之下,諸葛亮就毫不避諱人臣之大忌,公開聲稱,若滅掉魏國,中興漢室,自己就理所當然地封王受九錫。
當然,如果僅憑諸葛亮拒辭九錫,就斷定其有異志,欲圖大位,未免有牽強附會之感,依據并不充分,很難令人完全信服。
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系曾被世人贊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後主劉禅的關系又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為,諸葛亮秉政後,根本就沒有把後主劉禅放在眼裡。
他頤指氣使,動辄教訓皇帝。
諸葛亮在上疏中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也。
”又告誡劉禅:“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進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
”(《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于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麼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
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并列等同,實際上是淩駕于皇帝之上,這顯然是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體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
劉備在世時對其子劉禅的智商并沒有作過評價,但諸葛亮曾在劉備面前稱贊劉禅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
故劉備臨終前放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複何憂!”(《蜀書·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可是,僅僅過了幾年,諸葛亮北伐前夕,“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領虎贲中郎将,統宿衛親兵”,掌管禦林軍。
他告誡後主:“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廣益。
”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監視着劉禅的一舉一動,弄得“後主益嚴憚之”(《蜀書·董允傳》),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嚴,甚至喪失了行動自由。
從劉備去世(223)至諸葛亮北伐(227),不到五年時間,難道劉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降低到“朱紫難别”嗎?諸葛亮對劉禅作出的這一番霄壤之别的評價,居心何在?難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盡管劉備臨崩時托孤于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為輔政大臣,并非是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并受遺诏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蜀書·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這無疑是要劉禅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需以父輩之禮尊崇之。
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诏。
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
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蜀書·諸葛亮傳》)。
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禅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強,正值青春有為之際。
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于後主,但諸葛亮不願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禅“親政”。
劉禅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隻得對諸葛亮說:“政由葛氏,祭則寡人。
”(《蜀書·後主傳》注引《魏略》)可見劉禅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毫無二緻,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
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漢獻帝置于股掌之中,但為何對諸葛亮的“欺君”卻視而不見?誠不可解。
諸葛亮死後,劉禅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洩了他對諸葛亮的不滿。
例如,李邈上書言諸葛亮專權,“後主怒,下獄誅之”[1](《蜀書·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
李邈之所以被殺,我認為倒不是因為他說了諸葛亮的壞話,而隻是因為他的某些言辭,如“主畏其(指諸葛亮)威”,強烈地刺痛了曾經當過傀儡君主的劉禅的自尊心。
又如,在給諸葛亮立廟的問題上,劉禅也設置了層層障礙。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言事者隻得退而求其次,建議立廟于沔陽,禁止百姓“私祀”,後主才勉強同意。
後主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說穿了,也是一種報複。
諸葛亮死後,蜀漢再也不設丞相一職,先是以蔣琬為尚書令、大将軍,後又以費祎為尚書令、大将軍,以蔣琬為大司馬,“琬卒,禅乃自攝國事”(《蜀書·後主傳》注引《魏略》。
劉禅為何廢除丞相制?道理很簡單,就是絕不容許再出現第二個諸葛亮,以免大權旁落。
實際上,劉備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二人。
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诏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蜀書·李嚴傳》)。
可見,李嚴地位相當顯赫,執掌着蜀漢的軍事大權。
按劉備的策劃,由諸葛亮主政,李嚴主軍,一文一武,共同輔佐蜀漢政權。
然而這隻是劉備的一廂情願,這種政治格局諸葛亮是絕不可能接受的。
諸葛亮苦心經營、殚精竭慮謀劃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獨攬大權。
劉備在世時,諸葛亮對付關羽和法正的“手段”還比較隐蔽,不敢公開化,隻能使用“權術”,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就無所顧忌,他打擊、排斥李嚴可謂不遺餘力,最後将李嚴廢為庶民,流放梓潼郡。
諸葛亮廢李嚴的這段公案,田餘慶、尹韻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詳細考論,故筆者不再贅述。
諸葛亮秉政後,蜀漢政權中除李嚴、廖立、魏延等少數人不服外,絕大多數官員對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違抗,有了劉備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這把尚方寶劍,不僅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員亦幾乎将諸葛亮視為“皇上”。
例如,諸葛亮北伐曹魏前,為解除後顧之憂,必須修複吳蜀二國關系,與東吳重新結盟。
為此,諸葛亮特派鄧芝出使東吳,鄧芝入吳,孫權對鄧芝說:“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
”鄧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
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孫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蜀書·鄧芝傳》)遂斷絕與魏的交往,轉而與蜀“連和”。
以往史家皆稱贊鄧芝具有傑出的外交才能,為恢複吳蜀聯盟作出了重大貢獻。
對此我并不否認。
然而從鄧芝這番言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劉禅放在眼裡。
孫權雲“蜀主幼弱”,其實劉禅時年17歲,并非是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幼童。
漢魏之際,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孫吳創業之主孫策而言,他15歲
“導固辭,至于三四。
”後來司徒蔡谟“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
’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王導傳》)。
相比之下,諸葛亮就毫不避諱人臣之大忌,公開聲稱,若滅掉魏國,中興漢室,自己就理所當然地封王受九錫。
當然,如果僅憑諸葛亮拒辭九錫,就斷定其有異志,欲圖大位,未免有牽強附會之感,依據并不充分,很難令人完全信服。
諸葛亮同劉備的君臣關系曾被世人贊不絕口,然而諸葛亮同後主劉禅的關系又如何呢?通過對有關史料的仔細分析,我認為,諸葛亮秉政後,根本就沒有把後主劉禅放在眼裡。
他頤指氣使,動辄教訓皇帝。
諸葛亮在上疏中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谏之路也。
”又告誡劉禅:“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進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
”(《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的這番話固然是出于治國安邦之需,但他一連講了這麼多“宜”怎樣,“不宜”怎樣,其口氣之嚴厲,完全不像人臣之語,猶如一個嚴厲的父親在教育不聽話的兒子。
尤其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宮中的地位并列等同,實際上是淩駕于皇帝之上,這顯然是嚴重違反了封建專制體制所規定的君臣名分。
劉備在世時對其子劉禅的智商并沒有作過評價,但諸葛亮曾在劉備面前稱贊劉禅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
故劉備臨終前放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複何憂!”(《蜀書·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可是,僅僅過了幾年,諸葛亮北伐前夕,“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領虎贲中郎将,統宿衛親兵”,掌管禦林軍。
他告誡後主:“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阙漏,有所廣益。
”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監視着劉禅的一舉一動,弄得“後主益嚴憚之”(《蜀書·董允傳》),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嚴,甚至喪失了行動自由。
從劉備去世(223)至諸葛亮北伐(227),不到五年時間,難道劉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降低到“朱紫難别”嗎?諸葛亮對劉禅作出的這一番霄壤之别的評價,居心何在?難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盡管劉備臨崩時托孤于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為輔政大臣,并非是讓諸葛亮單獨執政,劉備除規定諸葛亮與李嚴并受遺诏輔政外,又“呼魯王(備次子劉永)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蜀書·先主傳》注引《諸葛亮集》)這無疑是要劉禅兄弟與諸葛亮共同治理蜀國,因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需以父輩之禮尊崇之。
但諸葛亮卻完全違背了劉備的遺诏。
諸葛亮讓李嚴留在永安,自己則扶劉備靈柩回成都,辦完喪事,便“開府治事”。
自此,諸葛亮獨攬了蜀漢全部的軍政大權,“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蜀書·諸葛亮傳》)。
諸葛亮大舉北伐時,劉禅已是二十多歲,年富力強,正值青春有為之際。
按漢制,諸葛亮應還政于後主,但諸葛亮不願放權,甚至想都沒有想過讓劉禅“親政”。
劉禅雖然對諸葛亮不滿,但也無可奈何,隻得對諸葛亮說:“政由葛氏,祭則寡人。
”(《蜀書·後主傳》注引《魏略》)可見劉禅當時的處境和漢獻帝毫無二緻,是個十足的傀儡君主。
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漢獻帝置于股掌之中,但為何對諸葛亮的“欺君”卻視而不見?誠不可解。
諸葛亮死後,劉禅曾在一定程度上發洩了他對諸葛亮的不滿。
例如,李邈上書言諸葛亮專權,“後主怒,下獄誅之”[1](《蜀書·楊戲傳》注引《華陽國志》)。
李邈之所以被殺,我認為倒不是因為他說了諸葛亮的壞話,而隻是因為他的某些言辭,如“主畏其(指諸葛亮)威”,強烈地刺痛了曾經當過傀儡君主的劉禅的自尊心。
又如,在給諸葛亮立廟的問題上,劉禅也設置了層層障礙。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
”(《蜀書·諸葛亮傳》注引《襄陽記》)言事者隻得退而求其次,建議立廟于沔陽,禁止百姓“私祀”,後主才勉強同意。
後主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說穿了,也是一種報複。
諸葛亮死後,蜀漢再也不設丞相一職,先是以蔣琬為尚書令、大将軍,後又以費祎為尚書令、大将軍,以蔣琬為大司馬,“琬卒,禅乃自攝國事”(《蜀書·後主傳》注引《魏略》。
劉禅為何廢除丞相制?道理很簡單,就是絕不容許再出現第二個諸葛亮,以免大權旁落。
實際上,劉備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二人。
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诏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蜀書·李嚴傳》)。
可見,李嚴地位相當顯赫,執掌着蜀漢的軍事大權。
按劉備的策劃,由諸葛亮主政,李嚴主軍,一文一武,共同輔佐蜀漢政權。
然而這隻是劉備的一廂情願,這種政治格局諸葛亮是絕不可能接受的。
諸葛亮苦心經營、殚精竭慮謀劃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獨攬大權。
劉備在世時,諸葛亮對付關羽和法正的“手段”還比較隐蔽,不敢公開化,隻能使用“權術”,劉備去世後,諸葛亮就無所顧忌,他打擊、排斥李嚴可謂不遺餘力,最後将李嚴廢為庶民,流放梓潼郡。
諸葛亮廢李嚴的這段公案,田餘慶、尹韻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詳細考論,故筆者不再贅述。
諸葛亮秉政後,蜀漢政權中除李嚴、廖立、魏延等少數人不服外,絕大多數官員對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違抗,有了劉備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這把尚方寶劍,不僅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員亦幾乎将諸葛亮視為“皇上”。
例如,諸葛亮北伐曹魏前,為解除後顧之憂,必須修複吳蜀二國關系,與東吳重新結盟。
為此,諸葛亮特派鄧芝出使東吳,鄧芝入吳,孫權對鄧芝說:“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
”鄧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
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孫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蜀書·鄧芝傳》)遂斷絕與魏的交往,轉而與蜀“連和”。
以往史家皆稱贊鄧芝具有傑出的外交才能,為恢複吳蜀聯盟作出了重大貢獻。
對此我并不否認。
然而從鄧芝這番言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劉禅放在眼裡。
孫權雲“蜀主幼弱”,其實劉禅時年17歲,并非是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幼童。
漢魏之際,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孫吳創業之主孫策而言,他1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