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夫所指
關燈
小
中
大
董卓是一個可怕的名字，他會使我們自然地想到桀、纣等上古暴君，一個西方讀者讀到《三國演義》時，腦海裡恐怕也會浮現出古羅馬皇帝尼祿、卡利古拉的形象。
雖然董卓并不是暴君，他沒有君王的名份，但把他說成暴君也沒什麼大錯，因為就這家夥生性的狼戾狠毒及造成危害的深度、廣度而言，似乎隻有最暴虐的帝王才可以與他相提并論。
也許最暴虐的帝王，在董卓面前都自歎不如。
從董卓早年的經曆中，我們不一定看得出他獸性人格的發展軌迹。
當然，作為一個體内也許雜有羌、胡部落血統且一直與那些部落首領有着不錯交情的家夥，他與草原上食肉動物打交道的機會，想來也是很多的。
他為人稱道的武藝，主要與射術有關：臂力過人，可以把弓拽得像一輪滿月。
董卓形象的标志性特征是：騎在馬上，左右各挎着一隻箭袋，像雙槍将那樣"左右馳射"，伴随着粗豪的狂笑，一隻隻獵物（包括同樣被他視為獵物的"萬物之靈長"）發出臨終前的哀歎。
我們知道高明的箭術，用之于疆場上的貼身肉搏或短兵相接效果甚微，在草原畋獵時卻正好大有用武之地。
他生活的地方既"山高皇帝遠"，平素又喜歡與蠻性未脫的羌人"豪帥"一起殺牛宰羊，呼朋引類，其思維方式及處世準則，難免會遊離于華夏文明之外，而更多地遵循所謂"狩獵者規則"。
正如希特勒身上也極少德意志民族性一樣，在董卓身上試圖找到若幹中華民族的常規習性，也殊為不易。
然而既然希特勒可以在德國大權獨攬，董卓為什麼不能在1700多年前同樣因其令人瞠目結舌的思維方式和令人大驚失色的行為模式，在中華大地上耀武揚威，逞一時之雄呢？ 在三國時代，有兩個人最為飛揚跋扈，暴虐張狂，一個是董卓，另一個是袁術。
董卓曾以太師自居，一度還想效法姜太公，自封為"尚父"。
袁術更可笑，他甚至在沒有絲毫可行性的情況下，公然自稱為皇帝，緻使幾個愚笨的婆娘整天在為莫須有的"正宮娘娘"名份争吵不休。
回過頭來，我們又意外地發現，論能力和才學，這兩個窮兇極惡的小醜，差不多又是最低下的。
将董卓與袁術甚嚣塵上的權勢，視為曆史老人在某一階段的打盹，顯然不切實際。
看似不可能出現的情況既然出現了，如果無法從個體心理學上得到解釋，那便必然可以從人類集體心智構成上得到若幹解答。
就董卓而論，除掉特殊曆史機緣的成全外（這是免不了的），此人反常乖悖的性格特征，由于超出尋常思維方式和操作規範的度外，反而有可能因其震懾駭怪的心理效果，使世界在一時的不知所措之後，目瞪口呆地促成其權勢的集結。
這是政治角鬥場上特有的"黑馬"現象，董卓踵其前，希特勒繼其後。
須知在一個癱瘓的社會，其成員的集體心智往往也是脆弱不堪的，一旦有外界強力猛然殺到，便最有可能造成社會的間歇性痙攣和神經質匍匐。
在董卓進入東漢帝國政治中心長安之前，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正連同自己統治的龐大國土，處于分崩離析的前夕。
此前的"赤眉"農民起義，已使長安變得瘡痍滿目，宮倒牆摧，而大面積的饑馑，加上雨雪蝗蟲，也使整個國家充滿嗷嗷待哺的饑民。
漢初實行的分封諸侯政策，經曆三百餘年的運作，這時也弊端盡現，使國内充斥着大大小小、各擁兵權的土皇帝。
與此同時，禦座上的君王不僅在比賽着誰更短命，還在較量着誰更昏庸無能，到了漢靈帝，帝王的威嚴已蕩然無存，隻現出一副弄臣的嘴臉，熱衷于"西園弄狗、駕驢取樂"。
他提出的修宮室、鑄銅人、造萬金堂、增收賦稅等昏庸主張，都客觀上起到了加速王朝毀滅的效果。
先是牽連甚廣的"黨锢之禍"，将一大批帝國精英送上冥府，接着以"十常侍"（實指十二個把皇帝擺弄得團團轉的大太監）為代表的宦官政治，又進一步分散了朝廷的權力，削弱了政府的機能，剝奪了皇權的威望。
皇帝因擔心成為綠頭烏龜而殘忍地将某些男人去勢，殊不知這些因喪失男性正常機能而變得心理錯亂的家夥一旦握有大權，造成的危害，又會遠過于誘奸幾個美麗的宮女。
這一帝王的視覺盲點，在中國曆史上造成的危害可稱比比皆是，東漢末年更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終于，在公元184年引發一場百萬民衆大起義，那支頭纏黃巾的烏合之衆雖然隻堅持了一年左右（其餘部仍爝火不息地燒了很多年），便遭到以皇甫嵩、朱儁、曹操為代表的政府軍無情鎮壓，但畢竟也使政府受到重創。
這是宮廷陰謀的多發季節，仗着貴為太後的妹妹的勢力，一個屠夫出身的莽漢何進掌握了帝國的軍權，他與"十常侍"之間的争權日趨白熱化。
為了加強自己的勢力，提高自身的赢面，何進遂不計後果地做出了一個選擇：借助外來軍事力量，剿除異己。
結果，何進剛剛與"十常侍"兩敗俱傷，雙雙或屍橫長安，或命殒河中，他此前假借君王命令召來的外部軍事力量董卓，後腳就踩着屍堆進入了都城。
這正好是一座癱瘓的城市，朝柄散落，似乎誰捷足
雖然董卓并不是暴君，他沒有君王的名份，但把他說成暴君也沒什麼大錯，因為就這家夥生性的狼戾狠毒及造成危害的深度、廣度而言，似乎隻有最暴虐的帝王才可以與他相提并論。
也許最暴虐的帝王，在董卓面前都自歎不如。
從董卓早年的經曆中，我們不一定看得出他獸性人格的發展軌迹。
當然，作為一個體内也許雜有羌、胡部落血統且一直與那些部落首領有着不錯交情的家夥，他與草原上食肉動物打交道的機會，想來也是很多的。
他為人稱道的武藝，主要與射術有關：臂力過人，可以把弓拽得像一輪滿月。
董卓形象的标志性特征是：騎在馬上，左右各挎着一隻箭袋，像雙槍将那樣"左右馳射"，伴随着粗豪的狂笑，一隻隻獵物（包括同樣被他視為獵物的"萬物之靈長"）發出臨終前的哀歎。
我們知道高明的箭術，用之于疆場上的貼身肉搏或短兵相接效果甚微，在草原畋獵時卻正好大有用武之地。
他生活的地方既"山高皇帝遠"，平素又喜歡與蠻性未脫的羌人"豪帥"一起殺牛宰羊，呼朋引類，其思維方式及處世準則，難免會遊離于華夏文明之外，而更多地遵循所謂"狩獵者規則"。
正如希特勒身上也極少德意志民族性一樣，在董卓身上試圖找到若幹中華民族的常規習性，也殊為不易。
然而既然希特勒可以在德國大權獨攬，董卓為什麼不能在1700多年前同樣因其令人瞠目結舌的思維方式和令人大驚失色的行為模式，在中華大地上耀武揚威，逞一時之雄呢？ 在三國時代，有兩個人最為飛揚跋扈，暴虐張狂，一個是董卓，另一個是袁術。
董卓曾以太師自居，一度還想效法姜太公，自封為"尚父"。
袁術更可笑，他甚至在沒有絲毫可行性的情況下，公然自稱為皇帝，緻使幾個愚笨的婆娘整天在為莫須有的"正宮娘娘"名份争吵不休。
回過頭來，我們又意外地發現，論能力和才學，這兩個窮兇極惡的小醜，差不多又是最低下的。
将董卓與袁術甚嚣塵上的權勢，視為曆史老人在某一階段的打盹，顯然不切實際。
看似不可能出現的情況既然出現了，如果無法從個體心理學上得到解釋，那便必然可以從人類集體心智構成上得到若幹解答。
就董卓而論，除掉特殊曆史機緣的成全外（這是免不了的），此人反常乖悖的性格特征，由于超出尋常思維方式和操作規範的度外，反而有可能因其震懾駭怪的心理效果，使世界在一時的不知所措之後，目瞪口呆地促成其權勢的集結。
這是政治角鬥場上特有的"黑馬"現象，董卓踵其前，希特勒繼其後。
須知在一個癱瘓的社會，其成員的集體心智往往也是脆弱不堪的，一旦有外界強力猛然殺到，便最有可能造成社會的間歇性痙攣和神經質匍匐。
在董卓進入東漢帝國政治中心長安之前，這座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正連同自己統治的龐大國土，處于分崩離析的前夕。
此前的"赤眉"農民起義，已使長安變得瘡痍滿目，宮倒牆摧，而大面積的饑馑，加上雨雪蝗蟲，也使整個國家充滿嗷嗷待哺的饑民。
漢初實行的分封諸侯政策，經曆三百餘年的運作，這時也弊端盡現，使國内充斥着大大小小、各擁兵權的土皇帝。
與此同時，禦座上的君王不僅在比賽着誰更短命，還在較量着誰更昏庸無能，到了漢靈帝，帝王的威嚴已蕩然無存，隻現出一副弄臣的嘴臉，熱衷于"西園弄狗、駕驢取樂"。
他提出的修宮室、鑄銅人、造萬金堂、增收賦稅等昏庸主張，都客觀上起到了加速王朝毀滅的效果。
先是牽連甚廣的"黨锢之禍"，将一大批帝國精英送上冥府，接着以"十常侍"（實指十二個把皇帝擺弄得團團轉的大太監）為代表的宦官政治，又進一步分散了朝廷的權力，削弱了政府的機能，剝奪了皇權的威望。
皇帝因擔心成為綠頭烏龜而殘忍地将某些男人去勢，殊不知這些因喪失男性正常機能而變得心理錯亂的家夥一旦握有大權，造成的危害，又會遠過于誘奸幾個美麗的宮女。
這一帝王的視覺盲點，在中國曆史上造成的危害可稱比比皆是，東漢末年更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終于，在公元184年引發一場百萬民衆大起義，那支頭纏黃巾的烏合之衆雖然隻堅持了一年左右（其餘部仍爝火不息地燒了很多年），便遭到以皇甫嵩、朱儁、曹操為代表的政府軍無情鎮壓，但畢竟也使政府受到重創。
這是宮廷陰謀的多發季節，仗着貴為太後的妹妹的勢力，一個屠夫出身的莽漢何進掌握了帝國的軍權，他與"十常侍"之間的争權日趨白熱化。
為了加強自己的勢力，提高自身的赢面，何進遂不計後果地做出了一個選擇：借助外來軍事力量，剿除異己。
結果，何進剛剛與"十常侍"兩敗俱傷，雙雙或屍橫長安，或命殒河中，他此前假借君王命令召來的外部軍事力量董卓，後腳就踩着屍堆進入了都城。
這正好是一座癱瘓的城市，朝柄散落，似乎誰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