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虛實與曆史的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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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書》，立場本就飄忽，而其所叙之事境，又極為離奇乖情，很難按事件的邏輯加以還原。
那句令曹操遺臭萬年的"甯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原屬野史裨語，頗難征信。
又曹操之迫荀彧自殺，亦非鐵論。
細想荀文若赴濡須塢途中尚與曹丕談藝論劍，言笑正歡，其人雄傑之氣固較曹操遠甚，說謀論智，卻也相差不遠。
曹操若有殺荀之意，荀君絕無不睹先兆之理。
雖然，持此論者大多從荀彧反對曹氏篡漢自立着眼，認為曹操殺荀，非為無故。
倘如是，不過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則可，據之立論則謬。
羅貫中著小說本着"兼采為美"的信條，對史料基本上抱着"拿來主義"的态度，對一般視為信史的陳壽《三國志》并無多少側重。
讀者若有意比照孫盛《魏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書》等籍（裴注中對這幾部書頗多采集），會發現羅氏《三國演義》，純出之想象添加的筆墨竟意外地少。
即使面對筆力集中貫注的曹操，羅貫中似乎也并沒有特地發明多少虛構細節以供編派之用，他隻是盡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組合而已。
因此，羅貫中與其說藝術地再現了曹操，毋甯說乃是曹操劣行敗迹的傳述者和集大成者。
羅貫中筆下的曹操，奸滑之氣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随處可見，作為文學長廊中的一個藝術形象，他不僅在中國文學中為僅見，放諸世界，亦難逢敵手。
西人馬基雅維裡若獲知曹公行狀，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
有曹操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例征，他的《君主論》無疑将寫得更為出色，"馬基雅維裡主義"也将更具說服力。
曹操在羅貫中筆下，除卻殺呂伯奢和借糧官人頭以安軍心兩樁著例外，他如對許攸跣足相迎、"拔劍斬近侍"及"抹書間韓遂"諸節，在在都顯出其人驚世之僞。
我們說過羅貫中寫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憑實據，他認同了前人對曹操不一定符合事實的大量著述，隻從藝術效果而非曆史公正的角度遴選材料；又因為羅貫中在小說上也正有着他筆下曹操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操形象的最終完成者，他施諸孟德的筆墨也同時成了針對其人的終審判決。
對羅貫中我們當然抱着崇高的謝忱，也無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問題在于，我們如此給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評價的"非常之人"塗上花臉（讀其《讓縣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沒有一點愧疚之情嗎？我要說的不是羅貫中是否有權如此處理曹操──他當然有權，而隻想對人間公正意識的脆弱稍表缺憾：我們一方面在現實社會中借助法律的大纛，決不容忍任何施諸己身的诽謗行為，一方面卻覺得可以認同一位比利時偵探赫克爾·波洛的怪論"對死人不存在诽謗"，而将小說的魅力置諸公正概念之上，
那句令曹操遺臭萬年的"甯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原屬野史裨語，頗難征信。
又曹操之迫荀彧自殺，亦非鐵論。
細想荀文若赴濡須塢途中尚與曹丕談藝論劍，言笑正歡，其人雄傑之氣固較曹操遠甚，說謀論智，卻也相差不遠。
曹操若有殺荀之意，荀君絕無不睹先兆之理。
雖然，持此論者大多從荀彧反對曹氏篡漢自立着眼，認為曹操殺荀，非為無故。
倘如是，不過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則可，據之立論則謬。
羅貫中著小說本着"兼采為美"的信條，對史料基本上抱着"拿來主義"的态度，對一般視為信史的陳壽《三國志》并無多少側重。
讀者若有意比照孫盛《魏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書》等籍（裴注中對這幾部書頗多采集），會發現羅氏《三國演義》，純出之想象添加的筆墨竟意外地少。
即使面對筆力集中貫注的曹操，羅貫中似乎也并沒有特地發明多少虛構細節以供編派之用，他隻是盡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組合而已。
因此，羅貫中與其說藝術地再現了曹操，毋甯說乃是曹操劣行敗迹的傳述者和集大成者。
羅貫中筆下的曹操，奸滑之氣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随處可見，作為文學長廊中的一個藝術形象，他不僅在中國文學中為僅見，放諸世界，亦難逢敵手。
西人馬基雅維裡若獲知曹公行狀，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
有曹操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例征，他的《君主論》無疑将寫得更為出色，"馬基雅維裡主義"也将更具說服力。
曹操在羅貫中筆下，除卻殺呂伯奢和借糧官人頭以安軍心兩樁著例外，他如對許攸跣足相迎、"拔劍斬近侍"及"抹書間韓遂"諸節，在在都顯出其人驚世之僞。
我們說過羅貫中寫曹操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憑實據，他認同了前人對曹操不一定符合事實的大量著述，隻從藝術效果而非曆史公正的角度遴選材料；又因為羅貫中在小說上也正有着他筆下曹操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操形象的最終完成者，他施諸孟德的筆墨也同時成了針對其人的終審判決。
對羅貫中我們當然抱着崇高的謝忱，也無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問題在于，我們如此給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評價的"非常之人"塗上花臉（讀其《讓縣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沒有一點愧疚之情嗎？我要說的不是羅貫中是否有權如此處理曹操──他當然有權，而隻想對人間公正意識的脆弱稍表缺憾：我們一方面在現實社會中借助法律的大纛，決不容忍任何施諸己身的诽謗行為，一方面卻覺得可以認同一位比利時偵探赫克爾·波洛的怪論"對死人不存在诽謗"，而将小說的魅力置諸公正概念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