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時期的荊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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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劉備若得荊州,就可以從荊州和益州夾擊中原,實現“興複漢室,還于舊都”的目标。

    孫權若得荊州,便可依長江天險,鼎足于江東,抗衡于曹操,進而謀取天下。

    曹操若得荊州,便可雄據長江上流,乘長江而下,吞并東吳,一統天下。

    因此這就注定在荊州問題上,三方必須有一場龍争虎鬥的。

     由于在赤壁之戰後,曹操戰敗,被迫放棄了荊州的主要争奪戰(指明的),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樂進守襄陽,自己退回了北方。

    從軍事态勢來看,曹操在荊州上由原來戰略進攻改為戰略防守,而孫劉聯軍則轉入戰略反攻階段。

    經過一年多的浴血作戰,東吳大都督周瑜攻占了荊州重鎮南郡(即我們所俗稱的江陵),而劉備則趁此時機放棄了江夏,向荊州南方發展,并奪取了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

    至此,荊州八郡分别被曹、孫、劉三家共同擁有:曹操占有南陽、章陵二郡;孫權占有江夏、南郡;劉備則占有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

    三家瓜分荊州,對孫、劉兩家各有不滿意之處。

    就面積而言,劉備所得要大于孫權;但從地理位置而言,孫權則全據荊州境内的長江,占領了荊州的軍事重地。

    劉備當然不甘心孫權全據長江,孫權也不滿意劉備占有那麼大的地盤,兩家重分荊州在所難免。

    當曹操勢力退回北方,孫劉聯盟外部壓力減輕時,孫劉兩家重分荊州的好戲也就開始了。

    因此荊州問題又主要是圍繞在劉備和孫權這間所展開的。

     孫劉重分荊州,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四年(公元209年)。

    “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

    備立營于油品,改名公安。

    ”(見《資治通鑒。

    漢紀。

    建安十四年》)孫權讓劉備領荊州牧,是對事實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承認。

    《三國志。

    蜀書。

    先主傳》中記載:“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為荊州牧。

    ”一個“推”字就充分表達了劉備、諸葛亮利用劉琦的巧妙。

    劉備是劉表集團成員,也是劉表死前的托孤重臣,劉琦是名義上的漢帝所立的荊州刺史。

    如今劉琦已死,劉備接任荊州刺史便成了順理成章之事,既不用上表朝廷,又不用孫權任命。

    孫權隻不過承認了這個事實。

    并且在《三國志。

    吳書。

    吳主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劉備表孫權行車騎将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劉備承認孫權徐州刺史的地位,以換取孫權對劉備是荊州刺史的承認。

    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花花轎子人擡人”。

     第二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五年(公元210年)。

    在孫劉結盟的第二年,劉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為由,要去京口(今江蘇鎮江)親見孫權,要求都督荊州。

    所謂“都督荊州”,就是要進駐江陵,占據南郡。

    而當時孫權内部有兩種意見。

    一種是以周瑜、呂範為首的反對派。

    在周瑜這位戰略家眼裡,劉備既有共抗曹操的一面,也有威脅自己的一面,而且他認為來自劉備的威脅之害要大于抗曹之利。

    “劉備以枭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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