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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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為原定計劃所無,嗣因第(原文缺)章以下分論諸宗,于其彼此相互關系及宗派外之預備的發展,叙述不便,故增設一章以補其阙。

    所用資料,不免與他章間有重複。

    又本章務提綱挈領描出一隐括的概念,其詳細情形,或非參考他章不能了解。

    又諸宗重要人物,他章既有專叙,故所論從略。

    其他次要人物,或反加詳。

    驟視若繁簡失當,此皆為行文方便起見,望讀者諒察(按分論諸宗稿未成)。

     佛教傳自印度,其根本精神為“印度的”,自無待言。

    雖然,凡一教理或一學說,從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實質勢不能不有所蛻化,南北橘枳,理固然也。

    佛教入中國後,為進化,為退化,此屬别問題。

    惟有一義宜珍重聲明者,則佛教輸入非久,已浸成中國的佛教,若天台、華嚴、禅宗等,純為中國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論、法相、律、密諸宗,雖傳自印度,然亦各摻以中國的特色。

    此種消化的建設的運動,前後經數百年而始成熟,其進行次第,可略言也。

     佛圖澄的神異故事(敦煌壁畫) 如本篇第一章所言,楚王英、襄楷時代,蓋以佛教與道教同視,或徑認為道教之附屬品,彼時蓋絕無教理之可言也。

    自世高、迦谶、支謙、法護輩踵興譯業,佛教始漸從學理上得有根據。

    然初時并不知有所謂派别,并大小乘之觀念亦無有。

    翹大乘以示别于小乘,似自朱士行适于阗後也15。

     然我國自始即二乘錯雜輸入,兼聽并信;後此雖大乘盛行,然學者殊不以傍習小乘為病。

    故大小之争,在印度為絕大問題,在我國則幾無有。

    其揭小乘之幟與大乘對抗者,惟劉宋時有竺法度其人16。

     此外則慧導疑《大品般若》,昙樂非撥《法華》,僧淵诽謗《涅槃》17,皆可謂在我佛教史中含有懷疑精神之一種例外。

    然其學說今不可考見,其勢力更絕不足輕重也。

     中國北地佛教之開展,不能不歸功于佛圖澄。

    澄,龜茲人(以其姓帛知之)。

    以西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東晉穆帝永和四年寂,凡在中國三十九年(公元310-348年),始終皆活動于石趙勢力之下。

    據本傳(《梁高僧傳》卷十)所紀事迹,半帶神秘性,用是能感動石勒父子,起其信仰。

    《傳》謂:“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征。

    ”此殆其不得已之苦衷耶。

    澄生平未譯一經,未著一論,然不能疑為空疏無學。

    《傳》稱其:“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

    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辨疑滞,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

    ”又雲:“澄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聽其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

    ”竊意澄對于中國人心理研究最為深刻,故能為我佛教界作空前之開拓。

    其門徒極盛18,而最能光大其業者,則道安也。

     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為大國,吾蓋不敢言。

    安本姓衛,常山扶柳人(今直隸正定)。

    蓋生于西晉惠帝時,以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公元389年)示寂,年可九十餘19。

     早歲績學燕趙間,中年久居襄沔,晚乃入關中。

    其傳記為一極複雜而極一貫之曆史,其偉大人格之面影随處發現。

    佛教之有安,殆如曆朝創業期,得一名相然後開國規模具也。

    破除俗姓,以釋為氏,發揮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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