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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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傳自印度，就一般情形說，應該是屬於印度形态的，但在實際上，今天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有著很大的差異，它們的差異不僅是在制度上的，同時也在思想上的。
而且，這差異的距離，幾乎使人到了發驚的地步。
就印度說，佛教曾經過三段時期的展開。
第一期是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的展開，這一期是從單一到複雜，從倫理到形而上，從實踐到理論。
第二期則是大乘佛教的展開，大乘，從某一方面說，是原始佛教的複興，應該是單一的和著重實踐的，但是，畢竟因為經過部派佛教的理論薰染，它便綜合了上述兩者的情形。
它一方面著重實踐，也同時著重理論，既傾向於倫理，也同時傾向於形而上。
第三期則是融攝中觀的密乘展開。
這更是一突出的思想表現，因為就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乃至初期的大乘佛教看，它（密乘）不可能會在佛教的思想體系裡出現，可是它卻畢竟出現了，這原因要解釋自然很多，但最基本的我們可以指出，佛教的出現，是印度傳統思想的脫離，它打破了所有印度傳統文化的固有觀點，可是一到密宗的出現，它卻回到了印度本位文化的傳統形态。
這，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佛教畢竟産生在印度，雖然釋迦牟尼是一空前絕後的大聖人物，他超出了印度傳統的吠陀文化和各宗教共同的唯神觀念，但他的弟子無法各個跟上他這種偉大的智慧，在民族意識的要求下，最後，他的教義終被印度的人民改頭換面，使其回到傳統文化的共同信仰。
從原始佛教到密宗的出現看，我們亦似乎可以指出：是從一倫理形态的宗教，到一最高度智慧哲學的集團，然後再展出一純信仰形态和神秘形态的宗教。
結果，晚期的大乘佛教便結合了這三者的不同特色，成為了一最複雜最突出的不同任何形态的世界性的宗教，而傳入中國，又加上中國文化一特殊背景的薰染，於是再一變，又成為了一更突出更奇特的宗教面目。
就曆史的現象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之初，約在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交遞之際。
最早期翻譯到中國的佛教經典，便是部派時代共同尊重的阿含，和初期的大乘般若經典。
而此時期，中國本身并沒有正确去理解佛教的真義，隻是把它當作與黃老、方伎等同一信仰的新來道流。
這就是漢明帝前後時代的表現（注1）。
到了漢末魏初，中國思想界開始轉換了一個新的現象，這現象便是打破自漢武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家的傳統，而以周易、老、莊為中心的玄學擡頭。
玄學，不管怎樣說，它是道家的，盡管王（弼）何（晏）骨
而且，這差異的距離，幾乎使人到了發驚的地步。
就印度說，佛教曾經過三段時期的展開。
第一期是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的展開，這一期是從單一到複雜，從倫理到形而上，從實踐到理論。
第二期則是大乘佛教的展開，大乘，從某一方面說，是原始佛教的複興，應該是單一的和著重實踐的，但是，畢竟因為經過部派佛教的理論薰染，它便綜合了上述兩者的情形。
它一方面著重實踐，也同時著重理論，既傾向於倫理，也同時傾向於形而上。
第三期則是融攝中觀的密乘展開。
這更是一突出的思想表現，因為就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乃至初期的大乘佛教看，它（密乘）不可能會在佛教的思想體系裡出現，可是它卻畢竟出現了，這原因要解釋自然很多，但最基本的我們可以指出，佛教的出現，是印度傳統思想的脫離，它打破了所有印度傳統文化的固有觀點，可是一到密宗的出現，它卻回到了印度本位文化的傳統形态。
這，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佛教畢竟産生在印度，雖然釋迦牟尼是一空前絕後的大聖人物，他超出了印度傳統的吠陀文化和各宗教共同的唯神觀念，但他的弟子無法各個跟上他這種偉大的智慧，在民族意識的要求下，最後，他的教義終被印度的人民改頭換面，使其回到傳統文化的共同信仰。
從原始佛教到密宗的出現看，我們亦似乎可以指出：是從一倫理形态的宗教，到一最高度智慧哲學的集團，然後再展出一純信仰形态和神秘形态的宗教。
結果，晚期的大乘佛教便結合了這三者的不同特色，成為了一最複雜最突出的不同任何形态的世界性的宗教，而傳入中國，又加上中國文化一特殊背景的薰染，於是再一變，又成為了一更突出更奇特的宗教面目。
就曆史的現象說，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之初，約在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交遞之際。
最早期翻譯到中國的佛教經典，便是部派時代共同尊重的阿含，和初期的大乘般若經典。
而此時期，中國本身并沒有正确去理解佛教的真義，隻是把它當作與黃老、方伎等同一信仰的新來道流。
這就是漢明帝前後時代的表現（注1）。
到了漢末魏初，中國思想界開始轉換了一個新的現象，這現象便是打破自漢武以來罷黜百家、獨尊儒家的傳統，而以周易、老、莊為中心的玄學擡頭。
玄學，不管怎樣說，它是道家的，盡管王（弼）何（晏）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