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佛法傳入中國，二千餘年。六朝隋唐，譯經論至富，中國佛教徒所著論說注解語錄，亦有汗生充棟之觀。在佛教徒之立足點，以信仰為主，與其他宗教家無異，對于經論，一字一句，皆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其有互相矛盾之點，則以五時說教方便法門等調劑之而已。其非佛教徒，而且斥佛教為異端者，則又有兩種态度：其一，并不讀佛教之書，而以佛教徒之無人倫無恒業為诟病，以焚其書。人其人、廬其居為對待方法，韓昌黎之徒是也。其二，讀佛家之書而好之，且引以說儒家之《大學》《中庸》《孟子》之義，而又以涉佛為諱，如程朱、陸王兩派之宋明理學家是也。

    現今學者，對于佛教經論之工作，則又有兩種新趨勢：其一，北平鋼和泰、陳寅恪諸氏，求得藏文、梵文或加利文之佛經，以與中土各譯本相對校，胪舉異同，說明其故；他日整理内典之業，必由此發轫；然今日所着手者，尚屬初步工夫，于微言大義，尚未發生問題也。其二，歐陽竟無先生之内學院，專以提倡相宗為主，相宗者，由論理學心理學以求最後之結論，與歐洲中古時代之經院哲學相類似；内學院諸君，尚在整理闡揚之期，未敢參批評态度也。當此之時，完全脫離宗教家窠臼，而以哲學家之立場提出新見解者，實為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識論》。

    熊先生寝饋于宋明諸儒之學說甚深，而不以涉佛為諱，研求唯識論甚久，頗以其對于本體論尚未有透徹之說明，乃發願著論以補充之；近歲多病，稍間則構思削稿如常，曆十年之久，始寫定《境論》一卷，其精進如此。

    熊先生認哲學（即玄學）以本體論為中心，而又認本體與現象決不能分作兩截，當為一而二、二而一之觀照，《易》之兼變易與不易二義也。莊子之《齊物論》也，華嚴之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也，皆不能以超現象之本體說明之，于是立轉變不息之宇宙觀，而拈出翕辟二字，以寫照相對與絕對之一緻。夫翕辟二字，《易傳》所以說坤卦廣生之義，本分配于動靜兩方；而嚴幼陵氏于《天演論》中，附譯斯賓塞爾之天演界說，始舉以形容循環之動狀，所謂翕以合質，辟以出力，質力雜糅，相劑為變是也。熊先生以易之陰陽，《太極圖說》之動靜，均易使人有對待之觀，故特以翕、辟寫照之。

    熊先生于新立本體論而外，對于唯識論中各種可認否認之德目，亦多為增減數目，更定次序。諸所說明，皆字字加以斟酌，願讀者虛衷體會，勿以輕心掉之，庶不負熊先生力疾著書之宏願焉。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蔡元培

    此等非佛教徒，完全以孔教徒自命，而又完全以佛家經論為純粹宗教性質，故态度如此。其實，佛典中宗教色彩固頗濃厚，而所含哲學成分，亦複不少。蓋宗教本以創教者之哲學思想為基本，猶太、基督等教，均有哲理，惟佛教則更為高深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視讀者之立場。惜二千年來，為教界所限，未有以哲學家方法，分析推求，直言其所疑，而試為補正者。有之，則自熊十力先生之《新唯識論》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