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歐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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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仲淹以後，第二個政治人物要推歐陽修。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卒谥文忠。他也是一孤兒，自幼便慕效韓愈為古文，但對辟佛一層，卻與愈見解不同。他著《本論》，謂佛法為中國患，其本在于王政阙，禮義廢。他主張從政治社會問題上來轉移民間的信仰。他說：“堯、舜、三代之為政，大要在井田、禮樂與立學校。”他的意見，先須政府能注意社會的經濟井田和教育禮樂與學校，才始是辟佛的基礎。他《本論》共三篇，上篇晚年删去，載《外集》，多言理财治兵。他可說是正式由學術問題轉移眼光到政治問題上來的第一人。羅大經《扪虱新語》謂：“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于是儒者鹹宗其語。及歐陽公作《本論》，謂‘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此論一出，而《原道》之語幾廢。”可見《本論》意見在當時的影響。
所以修雖是一文章家，而他的抱負則偏重在政治。他曾說：
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他對政治，亦有極開明的見地。他說：
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亦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将救之，況其非聖者乎？
他認為久必生弊，貴能善變而施以救，雖三代聖王猶不免，所以他論政并不主複古與守常，亦不非漢唐。豈特不以為非，直謂唐太宗之治，幾乎三王。葉水心《習學記言》因此他在學術上的興趣，便轉入于史學。著有《新五代史》與《新唐書》，他也是宋學初興第一位史學家。《五代史》模仿《春秋》，着意在褒貶。石介雖确然自負以聖人之道，猶曰：“五代大壞，瀛王馮道救之。”長樂老人之見斥，始于修之《五代史》。其《新唐書》諸志，于唐代制度利弊，剖析尤精卓。
他本着史學家觀點來衡量學術，常注重人事，不取玄談。他說：
聖人急于人事，天人之際罕言焉。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見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他認為人事當直探其内裡之真情，天地鬼神則僅能推測其外表之迹象。而所據以為推測者，還是本之于人情。他又不喜談心性，因談心性，則近是哲學玄談了。他說：
性非學者之所急。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論語》載七十二子問于孔子，問忠孝、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未嘗有問性者。（《答李诩第二書》）
他論禮樂也說：
儒者之于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于古，必可施于今。
于是他遂不喜《中庸》，他說：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者，誰可以當之？
又曰：
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又誰可以當之？
他對經學，又提出了許多大膽的懷疑。疑三傳《春秋論》上中下，疑《易傳》《易童子問》，疑《河圖洛書》，他那些大膽的懷疑，并為他自己所提拔愛護的學者所反對。《河圖洛書》該是最可懷疑了，但蘇轼、曾鞏都反對。蘇轼雲：“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曾鞏雲：“以非所習見，果于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也。”但他仍極自信，他說：
餘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笃信，而不知僞說之僞經也。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也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将複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六經非一世之書，将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以無終極視數千歲，頃刻耳。是則餘之有待于後者遠矣。（《廖氏文集序》）
那是何等自信的精神？但自修至今不到一千年，他所疑，終于為大家所信服。這些都是他史學精神之表見，在宋學初興中，可謂别開生面。但後人卻一緻推崇他文學，尊之比韓愈，這也因他在文學上的造詣和成就太過卓越了，因此把他史學上的貢獻轉而掩蓋了。
所以修雖是一文章家，而他的抱負則偏重在政治。他曾說：
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他對政治，亦有極開明的見地。他說：
昔三代之為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亦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為聖人，及其弊也，猶将救之，況其非聖者乎？
他認為久必生弊，貴能善變而施以救，雖三代聖王猶不免，所以他論政并不主複古與守常，亦不非漢唐。豈特不以為非，直謂唐太宗之治，幾乎三王。葉水心《習學記言》因此他在學術上的興趣，便轉入于史學。著有《新五代史》與《新唐書》，他也是宋學初興第一位史學家。《五代史》模仿《春秋》，着意在褒貶。石介雖确然自負以聖人之道，猶曰：“五代大壞，瀛王馮道救之。”長樂老人之見斥，始于修之《五代史》。其《新唐書》諸志，于唐代制度利弊，剖析尤精卓。
他本着史學家觀點來衡量學術，常注重人事，不取玄談。他說：
聖人急于人事，天人之際罕言焉。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見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他認為人事當直探其内裡之真情，天地鬼神則僅能推測其外表之迹象。而所據以為推測者，還是本之于人情。他又不喜談心性，因談心性，則近是哲學玄談了。他說：
性非學者之所急。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于世者。《論語》載七十二子問于孔子，問忠孝、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未嘗有問性者。（《答李诩第二書》）
他論禮樂也說：
儒者之于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于古，必可施于今。
于是他遂不喜《中庸》，他說：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者，誰可以當之？
又曰：
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又誰可以當之？
他對經學，又提出了許多大膽的懷疑。疑三傳《春秋論》上中下，疑《易傳》《易童子問》，疑《河圖洛書》，他那些大膽的懷疑，并為他自己所提拔愛護的學者所反對。《河圖洛書》該是最可懷疑了，但蘇轼、曾鞏都反對。蘇轼雲：“著于《易》，見于《論語》，不可誣也。”曾鞏雲：“以非所習見，果于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也。”但他仍極自信，他說：
餘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笃信，而不知僞說之僞經也。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有一歐陽修者為是說，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也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将複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于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六經非一世之書，将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以無終極視數千歲，頃刻耳。是則餘之有待于後者遠矣。（《廖氏文集序》）
那是何等自信的精神？但自修至今不到一千年，他所疑，終于為大家所信服。這些都是他史學精神之表見，在宋學初興中，可謂别開生面。但後人卻一緻推崇他文學，尊之比韓愈，這也因他在文學上的造詣和成就太過卓越了，因此把他史學上的貢獻轉而掩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