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權為統治階級所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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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這一段文字中，“詩書”猶今言書籍；“史記”猶今言曆史；（今之《史記》，《漢志》名《太史公書》。
“史記”乃一類書籍之總名，此書首出，遂冒其稱耳）“人家”之“人”，疑唐人避諱改字，其原文當作“民”；“周室”二字，包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因古人言語乏總括之辭），斷非陵夷衰微的東、西周，還能遍藏各國的史籍，更無待言。
（當時大國，亦有能藏外國之史者。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蓋指内諸侯；外史，“掌四方之志”，則指外諸侯，此其國皆現存。
又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指前代諸國之史。
此皆史官所記。
誦訓氏，“掌道方志，以诏觀事”，《注》雲：“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雲：“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則未筆諸書者，其間當有民間之傳說也。
《周官》所說制度，與《管子》多同，蓋齊地之學。
齊為大國，又極殷富，故學術亦甚興盛。
稷下學士七十人，可見其養士之規模。
其能多藏列國之史籍，亦固其所，若東、西周則斷不能有此物力也。
緯書謂孔子與左丘明如周，得百二十國之寶書，望而知為造作之說）凡藏于官家，秘而不出之物，最易一遭破壞而即盡。
不但史籍，一切書籍，亦系如此。
太史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論者或譏其不和民衆接近。
殊不知他下文還有“通邑大都”四字，他藏庋要在名山，傳播原是面向着通邑大都的。
要學說的流行，必面向通邑大都而始廣。
然其地為變動劇烈之地，書籍及能通曉書籍之人，易于流散及播越；山地較為安靜，古籍、古物保存的機會較多，所以太史公要分途并進。
書有五厄之說，牛弘已慨乎言之；（見《隋書·經籍志》）然至後世，此弊仍不能免，即由攘竊者之自私，将其搜求所得，悉藏之于宮禁之故。
倘使購求書籍的物力，不為壓迫階級所專有，而别有文化機關，以司其事；搜求所得，亦不如向來之專藏于官禁，而分藏于風波穩靜之地：書籍之亡佚，決不至如此其甚，亦可斷言。
（清代《四庫》書，分藏數處，畢竟滅亡較難，亦其一證）此話從來少人提及；然一經說明，卻可令人共信。
一切書籍如此；史料之未經流布者，自然更甚了。
所以作史之權，為壓迫階級所攘竊，确是史學上一大損失。
雖然如此，參與作史和修史的人，畢竟是和學術有些關系的，總有些保存事實真相，以诒後世的公心。
試舉和我很切近的一件事情為例。
我清初的祖宗呂宮，乃是明朝一個變書的士子。
他入清朝便考中了狀元，官做到大學士。
其時年事尚輕，正可一帆風順，大做其清朝的僞官，卻忽然告病回家了。
而其時實在并沒有什麼病。
這是何緣故呢？我們族中相傳有一句話，說是由于當時的皇太後要和他通奸，他知道缪毐是做不得的，将來必遭奇禍，所以趕快托病回鄉了。
雖有此說，也不過将信将疑的傳述着，沒一個人敢據為信史的。
因無人敢筆之于書，但憑傳說，故久而模糊也。
然一讀清朝的《國史列傳》（中華書局所印行之《清史列傳》。
卻得到一個證據了），傳中明載着：當他告病而未獲允許時，王士祯曾參他一本，說他病得太厲害了，“人道俱絕”。
試問太監豈不是官？若說無關緊要，則曆代宦官握有宰相實權，甚或超過宰相者甚多，“人道”的絕不絕，和做官有什麼關系？這便使我們族中的傳說，得到一個堅強的證據了。
這便是當時作史，後來修史的人，苦心留給我們的真實史料。
因他隻是據官書材料叙述，所以連最善于僞造和消滅史實的清朝，也給他瞞過了。
這便是從前的史家最堪矜愍和使我們感謝的苦心。
所以凡事總合詳求，不可輕易一筆抹殺（清修明史時，顧亭林與人書雲：“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煦之《舊唐書》。
”蓋冀官書原文保存者多，則真實之史料保存者亦多，此亦前人之苦心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這一段文字中，“詩書”猶今言書籍；“史記”猶今言曆史；（今之《史記》，《漢志》名《太史公書》。
“史記”乃一類書籍之總名，此書首出，遂冒其稱耳）“人家”之“人”，疑唐人避諱改字，其原文當作“民”；“周室”二字，包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因古人言語乏總括之辭），斷非陵夷衰微的東、西周，還能遍藏各國的史籍，更無待言。
（當時大國，亦有能藏外國之史者。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蓋指内諸侯；外史，“掌四方之志”，則指外諸侯，此其國皆現存。
又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指前代諸國之史。
此皆史官所記。
誦訓氏，“掌道方志，以诏觀事”，《注》雲：“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雲：“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則未筆諸書者，其間當有民間之傳說也。
《周官》所說制度，與《管子》多同，蓋齊地之學。
齊為大國，又極殷富，故學術亦甚興盛。
稷下學士七十人，可見其養士之規模。
其能多藏列國之史籍，亦固其所，若東、西周則斷不能有此物力也。
緯書謂孔子與左丘明如周，得百二十國之寶書，望而知為造作之說）凡藏于官家，秘而不出之物，最易一遭破壞而即盡。
不但史籍，一切書籍，亦系如此。
太史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論者或譏其不和民衆接近。
殊不知他下文還有“通邑大都”四字，他藏庋要在名山，傳播原是面向着通邑大都的。
要學說的流行，必面向通邑大都而始廣。
然其地為變動劇烈之地，書籍及能通曉書籍之人，易于流散及播越；山地較為安靜，古籍、古物保存的機會較多，所以太史公要分途并進。
書有五厄之說，牛弘已慨乎言之；（見《隋書·經籍志》）然至後世，此弊仍不能免，即由攘竊者之自私，将其搜求所得，悉藏之于宮禁之故。
倘使購求書籍的物力，不為壓迫階級所專有，而别有文化機關，以司其事；搜求所得，亦不如向來之專藏于官禁，而分藏于風波穩靜之地：書籍之亡佚，決不至如此其甚，亦可斷言。
（清代《四庫》書，分藏數處，畢竟滅亡較難，亦其一證）此話從來少人提及；然一經說明，卻可令人共信。
一切書籍如此；史料之未經流布者，自然更甚了。
所以作史之權，為壓迫階級所攘竊，确是史學上一大損失。
雖然如此，參與作史和修史的人，畢竟是和學術有些關系的，總有些保存事實真相，以诒後世的公心。
試舉和我很切近的一件事情為例。
我清初的祖宗呂宮，乃是明朝一個變書的士子。
他入清朝便考中了狀元，官做到大學士。
其時年事尚輕，正可一帆風順，大做其清朝的僞官，卻忽然告病回家了。
而其時實在并沒有什麼病。
這是何緣故呢？我們族中相傳有一句話，說是由于當時的皇太後要和他通奸，他知道缪毐是做不得的，将來必遭奇禍，所以趕快托病回鄉了。
雖有此說，也不過将信将疑的傳述着，沒一個人敢據為信史的。
因無人敢筆之于書，但憑傳說，故久而模糊也。
然一讀清朝的《國史列傳》（中華書局所印行之《清史列傳》。
卻得到一個證據了），傳中明載着：當他告病而未獲允許時，王士祯曾參他一本，說他病得太厲害了，“人道俱絕”。
試問太監豈不是官？若說無關緊要，則曆代宦官握有宰相實權，甚或超過宰相者甚多，“人道”的絕不絕，和做官有什麼關系？這便使我們族中的傳說，得到一個堅強的證據了。
這便是當時作史，後來修史的人，苦心留給我們的真實史料。
因他隻是據官書材料叙述，所以連最善于僞造和消滅史實的清朝，也給他瞞過了。
這便是從前的史家最堪矜愍和使我們感謝的苦心。
所以凡事總合詳求，不可輕易一筆抹殺（清修明史時，顧亭林與人書雲：“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煦之《舊唐書》。
”蓋冀官書原文保存者多，則真實之史料保存者亦多，此亦前人之苦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