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讀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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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謂神農本草學之經，猶今言藥物學書耳。
世多以其有後世郡縣名，而訾其書非神農氏之舊，誤矣。
《月令》：季夏之月，“毋發令以妨神農之事”。
此“神農”二字，決不能作神農氏解。
然則諸書所引神農之教，如“一男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雲雲，亦非謂神農氏之教，乃謂神農學之說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為當訓治，與《漢書·武帝紀》“丞相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句法相同。
《漢志》論農家者流曰：“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并耕”，正許行之說；初非謂其造作言語，托之神農也）夫神農、黃帝、管仲，誠未必如托之者之言；然其為此曹所托，亦必自有其故；此亦考古者所宜究心矣。
要之古書不可輕信，亦不可抹殺。
昔人之弊，在信古過甚，不敢輕疑；今人之弊，則又在一概吐棄，而不求其故。
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明乎此，則知諸子之年代事迹，雖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鑿求。
若更據諸子中之記事以談古史，則尤易緻誤矣。
蓋古書之存于今，而今人據為史料者，約有數種：（一）史家所記，又可分為四種：《尚書》，一也。
《春秋》，二也。
《國語》，三也。
（孔子所修之《春秋》，雖為明義而作，然其原本則為記事之書。
《左氏》真僞未定，即真，亦與《國語》同類也）世系，四也。
此最可信。
（二）私家紀事之作。
其較翔實者，如孔門之《論語》；其務恢侈者，則如《管子·大/中/小匡》三篇是也。
前者猶可置信，後者則全不足憑矣。
（古代史家所記之事，誠亦未必盡信。
然較諸私家傳說，則其謹嚴荒誕，相去不啻天淵。
試取《大/中/小匡》三篇一讀便見。
此三篇中，《大匡》前半篇及《小匡》中“宰孔賜祚”一段，蓋後人别據《左氏》一類之書補入，餘則皆治法學者傳述之辭也）（三）則諸子中之記事。
十之七八為寓言。
即或實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不可據；彼其意，固亦當做寓言用也。
據此以考事實，苟非用之十分謹慎，必将治絲益棼。
夫諸子記事之不可盡信如此，而今人考諸子年代事迹，顧多即以諸子所記之事為據；既據此假定諸子年代事迹，乃又持以判别諸子之書之信否焉，其可信乎？一言蔽之，總由不知子與集之異，太重視用做标題之人，緻有此誤也。
吾謂整治諸子之書，仍當着重于其學術。
今諸子書亟待整治者有二：（一）後人僞造之品，竄入其中者。
（二）異家之言，誤合為一書者。
蓋諸子既不自著書，而其後學之著書者，又未嘗自立條例，成一首尾完具之作，而其書亡佚又多；故其學術之真相，甚難窺見。
學術之真相難見，則僞品之竄入自易，異家之誤會亦多。
夫真僞混淆，則學說湮晦；異家錯處，則流别不明。
此誠足為治諸子學之累，故皆急宜揀剔。
揀剔之法，仍宜就其學術求之，既觀其同，複觀其異；即其同異，更求其說之所自來，而求其所以分合之由。
如是，則諸子之學可明；而諸子之學之根源，及其後此之興替，亦可見矣。
此法今人必譏其偏于主觀；然考校書中事實及文體之法，既皆不足恃，則仍不能不出于此也。
舊時學者，于吾國古書往往過于尊信，謂西方學術，精者不出吾書；又或曲加附會，謂今世學術，皆昔時所已有。
今之人則适相反，憙新者固視國故若士苴；即笃舊者，亦謂此中未必真有可取，不過以為舊有之物，不得不從事整治而已。
此皆一偏之見。
平心論之，社會科學之理，古人皆已引其端；其言之或不如後世之詳明，而精簡則遠過之。
截長補短，二者适足相償也。
且古代思想，恒為後世學術風俗之源；昧乎其源，則于其流終難深曉。
諸子為吾國最古之學，雖其傳久晦，而其義則已于無形中蒸為習尚，深入于人人之心。
不知此者，其論世事，縱或持之有故，終不免隔河觀火之談。
且真理古今不異，苟能融會貫通，心知其意，古書固未必不周今用，正可以今古相證而益明也。
唯自然科學，中國素不重視；即有發明，較諸今日，亦淺薄已甚。
稍加疏證，不過知古代此學情形如何，當做史材看耳。
若曲加附會，侈然自大，即不免夜郎之消矣。
讀諸子者，固不為研習文辭。
然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亦實為中國文學，立極于前。
留心文學者，于此加以鑽研，固勝徒讀集部之書者甚遠。
（中國文學，根底皆在經、史、子中。
近人言文學者，多徒知讀集，實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
予别有論）即非專治文學者，循覽諷誦，亦足以祛除鄙俗，涵養性靈。
文學者，美術之一。
愛美之心，人所同具；即不能謂文學之美，必專門家乃能知之，普通人不能領略也。
諸子之文，既非出于一手，并非成于一時。
必如世俗論文者之言，謂某子之文如何，固近于鑿；然其大較亦有可言者。
大約儒家之文，最為中和純粹。
今《荀子》雖稱為儒，其學實與法家近；其文亦近法家。
欲求儒家諸子之文，莫如于《小戴記》中求之；前已論及。
道家黃老一派，文最古質。
以其學多傳之自古，其書亦非東周時人所撰也見後。
《莊子》文最诙詭，以當時言語程度尚低，而其說理頗深，欲達之也難，不得不反覆曲譬也。
法家文最嚴肅。
名家之文，長于剖析；而法家論事刻核處，亦實能辨别毫芒。
以名、法二家，學本相近也。
《墨子》文最冗蔓；以其上說下教，多為愚俗人說法，故其文亦随之而淺近也。
（大約《墨子》之文，最近當時口語）縱橫家文最警快，而明于利害；《戰國策》中，此等文字最多。
諸子中亦時有之；說術亦諸家所共習也。
雜家兼名、法，合儒、墨，其學本最疏通，故其文亦如之；《呂覽》、《淮南》實其巨擘。
而《呂覽》文較質實，《淮南》尤縱橫馳騁，意無不盡，則時代之先後為之也。
要之，言為心聲，諸子之學，各有專門，故其文亦随之而異，固非有意為之。
然其五光十色，各有獨至之處，則後人雖竭力模仿，終不能逮其十一矣。
以今語言之，則諸子之文，可謂“個性”最顯著者；欲治文學者，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世多以其有後世郡縣名，而訾其書非神農氏之舊，誤矣。
《月令》：季夏之月，“毋發令以妨神農之事”。
此“神農”二字，決不能作神農氏解。
然則諸書所引神農之教，如“一男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雲雲，亦非謂神農氏之教，乃謂神農學之說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為當訓治，與《漢書·武帝紀》“丞相绾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句法相同。
《漢志》論農家者流曰：“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并耕”，正許行之說；初非謂其造作言語，托之神農也）夫神農、黃帝、管仲，誠未必如托之者之言；然其為此曹所托，亦必自有其故；此亦考古者所宜究心矣。
要之古書不可輕信，亦不可抹殺。
昔人之弊，在信古過甚，不敢輕疑；今人之弊，則又在一概吐棄，而不求其故。
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明乎此，則知諸子之年代事迹，雖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鑿求。
若更據諸子中之記事以談古史，則尤易緻誤矣。
蓋古書之存于今，而今人據為史料者，約有數種：（一）史家所記，又可分為四種：《尚書》，一也。
《春秋》，二也。
《國語》，三也。
（孔子所修之《春秋》，雖為明義而作，然其原本則為記事之書。
《左氏》真僞未定，即真，亦與《國語》同類也）世系，四也。
此最可信。
（二）私家紀事之作。
其較翔實者，如孔門之《論語》；其務恢侈者，則如《管子·大/中/小匡》三篇是也。
前者猶可置信，後者則全不足憑矣。
（古代史家所記之事，誠亦未必盡信。
然較諸私家傳說，則其謹嚴荒誕，相去不啻天淵。
試取《大/中/小匡》三篇一讀便見。
此三篇中，《大匡》前半篇及《小匡》中“宰孔賜祚”一段，蓋後人别據《左氏》一類之書補入，餘則皆治法學者傳述之辭也）（三）則諸子中之記事。
十之七八為寓言。
即或實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不可據；彼其意，固亦當做寓言用也。
據此以考事實，苟非用之十分謹慎，必将治絲益棼。
夫諸子記事之不可盡信如此，而今人考諸子年代事迹，顧多即以諸子所記之事為據；既據此假定諸子年代事迹，乃又持以判别諸子之書之信否焉，其可信乎？一言蔽之，總由不知子與集之異，太重視用做标題之人，緻有此誤也。
吾謂整治諸子之書，仍當着重于其學術。
今諸子書亟待整治者有二：（一）後人僞造之品，竄入其中者。
（二）異家之言，誤合為一書者。
蓋諸子既不自著書，而其後學之著書者，又未嘗自立條例，成一首尾完具之作，而其書亡佚又多；故其學術之真相，甚難窺見。
學術之真相難見，則僞品之竄入自易，異家之誤會亦多。
夫真僞混淆，則學說湮晦；異家錯處，則流别不明。
此誠足為治諸子學之累，故皆急宜揀剔。
揀剔之法，仍宜就其學術求之，既觀其同，複觀其異；即其同異，更求其說之所自來，而求其所以分合之由。
如是，則諸子之學可明；而諸子之學之根源，及其後此之興替，亦可見矣。
此法今人必譏其偏于主觀；然考校書中事實及文體之法，既皆不足恃，則仍不能不出于此也。
舊時學者，于吾國古書往往過于尊信，謂西方學術，精者不出吾書；又或曲加附會，謂今世學術，皆昔時所已有。
今之人則适相反，憙新者固視國故若士苴；即笃舊者，亦謂此中未必真有可取，不過以為舊有之物，不得不從事整治而已。
此皆一偏之見。
平心論之，社會科學之理，古人皆已引其端；其言之或不如後世之詳明，而精簡則遠過之。
截長補短，二者适足相償也。
且古代思想，恒為後世學術風俗之源；昧乎其源，則于其流終難深曉。
諸子為吾國最古之學，雖其傳久晦，而其義則已于無形中蒸為習尚，深入于人人之心。
不知此者，其論世事，縱或持之有故，終不免隔河觀火之談。
且真理古今不異，苟能融會貫通，心知其意，古書固未必不周今用，正可以今古相證而益明也。
唯自然科學，中國素不重視；即有發明，較諸今日，亦淺薄已甚。
稍加疏證，不過知古代此學情形如何，當做史材看耳。
若曲加附會，侈然自大，即不免夜郎之消矣。
讀諸子者，固不為研習文辭。
然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彼此不能相假，亦實為中國文學，立極于前。
留心文學者，于此加以鑽研，固勝徒讀集部之書者甚遠。
（中國文學，根底皆在經、史、子中。
近人言文學者，多徒知讀集，實為舍本而求末，故用力多而成功少。
予别有論）即非專治文學者，循覽諷誦，亦足以祛除鄙俗，涵養性靈。
文學者，美術之一。
愛美之心，人所同具；即不能謂文學之美，必專門家乃能知之，普通人不能領略也。
諸子之文，既非出于一手，并非成于一時。
必如世俗論文者之言，謂某子之文如何，固近于鑿；然其大較亦有可言者。
大約儒家之文，最為中和純粹。
今《荀子》雖稱為儒，其學實與法家近；其文亦近法家。
欲求儒家諸子之文，莫如于《小戴記》中求之；前已論及。
道家黃老一派，文最古質。
以其學多傳之自古，其書亦非東周時人所撰也見後。
《莊子》文最诙詭，以當時言語程度尚低，而其說理頗深，欲達之也難，不得不反覆曲譬也。
法家文最嚴肅。
名家之文，長于剖析；而法家論事刻核處，亦實能辨别毫芒。
以名、法二家，學本相近也。
《墨子》文最冗蔓；以其上說下教，多為愚俗人說法，故其文亦随之而淺近也。
（大約《墨子》之文，最近當時口語）縱橫家文最警快，而明于利害；《戰國策》中，此等文字最多。
諸子中亦時有之；說術亦諸家所共習也。
雜家兼名、法，合儒、墨，其學本最疏通，故其文亦如之；《呂覽》、《淮南》實其巨擘。
而《呂覽》文較質實，《淮南》尤縱橫馳騁，意無不盡，則時代之先後為之也。
要之，言為心聲，諸子之學，各有專門，故其文亦随之而異，固非有意為之。
然其五光十色，各有獨至之處，則後人雖竭力模仿，終不能逮其十一矣。
以今語言之，則諸子之文，可謂“個性”最顯著者；欲治文學者，誠不可不加之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