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友堂文集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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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蠡在江北而少西，鄱陽在江南，其勢遙相聯接；後彭蠡淤塞無迹，而鄱陽逐冒彭蠢之名也。
蔡氏以鄱陽不合，欲以巢湖當之，又謂“不應舍此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
巢湖固不可代彭蠡，而謂舍此錄彼，記小遺大，亦有不必然者。
蓋《禹貢》所記山水，皆以其緻力者言之；視今之地形，則為詳於西北而略於東南；荊州之境，衡山以南無一語及之。
揚州之境，如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淺原而外亦不他及；是故，北條之北山入海而止；而南條之南山止於敷淺原。
導河則氵水、大陸、九河、逆河，所叙甚詳；導江、漢則止於中江、北江，東南以往，記考略矣。
意當時衡山以南，及今江西、浙江之地，山高水緩，患害不深，兼以蠻荒負固，地險且遠，禹不至其地，未嘗緻功，故止言彭蠡而不言鄱陽，止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也。
且荊、揚、徐、兖之境，為湖者衆矣，不之及者甚多，原不能及遍也。
即以山論，廬山高且大於敷淺原而不之及，蔡氏亦知之矣。
然則鄱陽不及，亦無疑於“舍此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
夫“鄱”古作“番”，鄱陽縣以番水而名。
番者，播也，猶“播為九河”之播，言一水播為數水，故名之曰番水。
今之洞庭，在當時為九江，而在今為湖獨深廣盛大，非鄱陽、太湖所能敵，則安知鄱陽湖在禹時不亦為數江安流而至後世始盛乎！又地形北高而南下，而水道日趨於南，北乃益高。
黃河遷於宿遷，南遏淮水，而淮、揚之間遂成巨浸，群湖連蔓，則又安知非江、漢之彙本在北，其後江遷而南，合於豫章江，而彭蠡遂為平地，南江遂遏而為湖乎！朱子言“今彭蠢至冬天水涸，亦止數條江水在其中”，則是鄱陽與洞庭正同。
洞庭在當時謂為九江而不謂之澤，則鄱陽亦必不謂之澤也。
此《漢志》所以鄱陽縣有鄱水而無彭蠡而《禹貢》所謂“彙澤為彭蠡”者知必非鄱陽矣。
蓋嘗以《漢志》所言思之，不曰“有彭蠡澤”，亦不曰“彭蠡澤在其西”，而曰“《禹貢》彭蠡澤在其西”，必舉”《禹貫》”者，見時當已無彭蠡，而古地名相傳可識也。
餘按地形，必當在今武昌以東，蕲州、廣濟以南，浔陽、宿松以西，考之地圖，證之記載，其地亦多潴水，而九江為尤近之；别於鄂陵，會於江口，上下三百馀裡。
大約自浔陽江以西既古彭蠡澤，其地望既合於《禹貢》，亦合於《漢志》。
夫古之九江為今之洞庭，安知古之彭蠡非今之九江乎！彭澤為縣，去鄱陽湖遠而浔陽江近，是古之名縣以此不以彼，故《漢志》不曰“彭蠡澤在其南”而曰“在其西”也。
浔陽江中有彭郎矶，“彭郎”未必非“彭蠡”之誤。
又九江有湓水、湓江、湓城、湓浦諸名，記者謂“九江有井如盆，故名”。
夫一井豈可謂之水，而以之為地名江名乎！（今地志及圖，九江有清湓山，湓水所出，與古《九江記》異。
）湓者，彭之音訛也。
《真》、《文》、《庚》、《青》數韻之字，相傳而訛者多矣。
或謂彭蠡既江、漢所彙，不應塞為平地，則亦不然。
澤者，水草交厝之所；大約其地窪下，水盛則聚，水殺則涸，易於潴水，亦易於湮塞。
《禹貢》所言諸澤，若大陸、夢，則當時已可耕治矣；雷夏、大野、榮波、菏澤、孟豬、豬野，則皆塞為平地；後世指其地者亦多出於億度，人自為說。
彭蠡亦澤也，獨不可塞為平地乎！今現有鄱陽湖與江相連，而地頗相近，遂必指為彭蠡；若無鄱陽，吾知其必求之江北而謂塞為平地矣。
且地之改易有可證者。
浔陽九江，昔所謂“江分九派”者，今止一江，無九江之迹。
九江可變為一江，彭蠡澤獨不可變為九江乎！名之改易亦有可證者。
洞庭本太湖之名，湖中山有石穴深洞，無知其極者，因洞以名山，因山以名湖；吳起所謂“三苗氏左洞庭”者是也。
後世謂洞庭者乃《禹貢》九江，是九江冒洞庭之名也。
九江之洞庭相遠，而洞庭自若，猶且冒其名；況鄱陽在江南，彭蠡在江北，勢既遙相聯接，而彭蠡又無形迹，其以鄱陽冒彭蠡之名亦何足怪乎！ 朱子确信鄱陽為彭蠡，既謂經為衍文，又謂禹遺官屬緻誤，又謂《漢志》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
豈禹與班固皆誤，而朱子獨不誤乎！疑經畔古，非餘之所敢安也。
昔郦道元有言：“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渎，難以為憑。
”故《禹貢》所言，其不合於今者，阙疑可矣。
若必欲以後世之地形證古人之是非，幾何其不疑黃河未至於氵水、大陸；而嶽陽、荊州之境，其與太原相遠耶！ 【《生民》詩《集傳》辨】 朱子注《生民》詩，載張子之言，謂：“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
”又載蘇氏說，謂：“凡物之異於常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
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鳌，物固有然者矣。
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朱子謂斯言得之，而餘則以為非也。
夫化而生者，天地之始也。
高辛之世，豈天地之始乎！溯高辛而上之，其見於經可信者，有颛顼、少吳，黃帝、神農、伏羲氏矣，其前雖荒遠不可詳，然未必遂為天地始也。
夫自化而生之時，至於高辛，不知幾百年或千年，或萬年，或數萬年，而仍化而生乎！高辛氏以前，羲、農、黃帝之世，胡不聞化而生？高辛氏而後，堯、舜、禹、湯之世，胡不聞化而生？而獨高辛氏之子有稷複有契，一家得兩化生乎？蓋天地之始，以理揆之，誠有化而生者。
草昧既開，萬物既定，則胎卵化濕，其生有常；若有異於常者，是妖也，而以誣聖人乎！如曰聖人之生與常人不同，取天地之氣常多，則古之聖人不少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不化而生，豈其得於天地之氣者又少欤？書傳所載，若褒姒、夜郎王亦有化生者矣，其取天地之氣既多，則宜亦為聖人，何以或為淫後，或為蠻夷君長，而不得與稷、契并稱也？至於麒麟蚊龍之生，多人所不能見。
既曰麒麟無定種而蛟龍皆出於變化，彼無定種與變化，是即其有定者也。
故不聞麒麟皆麟生，而此一麟獨牛生也。
又不聞蛟龍皆卵生，而此一蛟一龍獨化生也。
是烏可為比乎，天地間化生之物，若蜃蛤蟬蚋之類，皆古今有常而不變，不以為異，猶之人必始於人道之感而不可改也。
苟無人道之感，而履巨迹可生，吞卵可生，則生子綦易而婦人亦危矣。
” 然則稷、契何以生，而《生民》、《元鳥》之詩何說也？曰：履巨迹，吞卵，此事之未有者也。
即有其事，亦姜螈履巨迹而适生稷，簡狄吞卵而适生契，其人道之感自在也。
使不履巨迹，不吞卵，而亦生稷，亦生契也。
且予觀《生民》之詩，未嘗見其确為履巨人之迹；無人道之感也。
所謂“履帝武敏”者，謂高辛親往郊而姜原踵其迹耳。
所謂“不康祀，居然生子”者，謂上帝甯我康我而安然生子耳，即“無無害”之謂，“居然”猶安然也。
蓋近世說《詩》有如此者，此亦理明辭順，何必遵漢人無識怪誕之說以曲為之解乎！至於《元鳥》之詩，則尤未明言其何若，阙疑可矣。
大抵人情，子孫於其先世？往往表其奇異以為誇诩震耀之端；而後世誕妄者則又好因近似之語，造事以惑人。
若夔一人已足而曰“夔一足”，牽牛、織女二星而曰“天帝嫁為夫婦”之類，皆誕妄不足道。
而張子、蘇氏乃巧為說以實其事，朱子亦誤載之《集注》，其誣聖惑人，儒者不得辭其過也！ 《僞泰誓》之言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複於王屋，流為烏。
”司馬遷截之《史記》，而董仲舒亦引其語，以為王者受命之符。
幸而已黜其書；使其書至今存，而無今書《泰誓》，則亦将旁引曲說，同於巨迹卵之事矣。
【《春秋》論】 聖人之作事也，固有冒天下之大惡，犯天下之大忌，而公為之者矣。
聖人非不知大惡不可冒，大忌不可犯，而敢為無忌憚之行也；彼見天下靡靡焉日入於亂也，不有人起而救之，則其禍将不可勝窮。
天之所以生聖人者，固非令其安衣坐食，同於庸衆無能之人已也。
彼庸衆無能者不能為善，亦不能為不善，其避大惡，畏大忌，固宜。
而聖人承天之意，以為非我莫能定天下之亂，較量於經權輕重之間，卒然振發，甘心得罪於人而獨求合於天，雖冒大惡，犯大忌，而不自疑。
故堯、舜不惜以天下與人，而湯、武至以臣弑君。
何者？其心之安也。
昔者孔子，大夫也，而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其賞罰進退皆非一人所得私；而孔子行之不顧者，亦其心之所安也。
當是時，綱紐廢弛，民人塗炭，諸侯互相攻滅，而弑君弑父之禍複公行而無所忌，使當禹、湯、文、武之時，皆所誅讨夷滅而不赦者；而周天子暗弱無權，擁天王之虛器而一不敢問，其勢将無所底止。
故天生德於孔子，而孔子亦知非己不能定天下之亂，是以周流於七十二國而應佛、公山畔臣之召，汲汲以求一日之用；意謂苟能反天下於正，其權不必自周出也。
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不幸卒無所遇，無所發其救時之心，不得已而作《春秋》，借天子之權以賞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蓋得位則見諸行事，不得位則諸空言，其事雖異，其道則同；要使天理有一線之存，而亂臣賊子得以稍斂其迹，則雖被僭之名而不辭也。
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
”推孔子之心，雖湯、武之事亦可為之，而況於《春秋》。
而論者不識聖人之心，謂以天子之權與魯，嗚乎，何其謬也！ 子貢言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且又相之，以為未仁，而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左衽！非若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渎之中，而人不知。
”則是匹夫匹婦之諒，孔子所鄙不為，而深有取於管仲者，豈非以有志於天下，則小節不足以奪之與！孟子生於戰國，其語齊、梁之君，皆以行王政安天下為急；彼其時周天子固在也，而不以為嫌者，蓋其心即孔子作《春秋》之心，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夫《春秋》作而後亂臣賊子懼，則《春秋》不可不作也。
使孔子不安於心，亦避大惡，畏大忌，而不敢作，則亂臣賊子必無所懼，是孔子亦庸衆無能之人而無益於天下者也，豈天之生聖人之心也哉！ 因讀蘇明允《春秋論》而作。
【正統論上】 論正統者衆矣，自宋歐陽修以至國朝魏禧，予所未見者不論，所已見者予皆有以識其說之非也。
夫統有分合而無正僞，而正不正不關於其統。
論者泥於其名，每曲
蔡氏以鄱陽不合，欲以巢湖當之，又謂“不應舍此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
巢湖固不可代彭蠡，而謂舍此錄彼，記小遺大，亦有不必然者。
蓋《禹貢》所記山水，皆以其緻力者言之；視今之地形，則為詳於西北而略於東南；荊州之境，衡山以南無一語及之。
揚州之境，如今江西、浙江之地，自敷淺原而外亦不他及；是故，北條之北山入海而止；而南條之南山止於敷淺原。
導河則氵水、大陸、九河、逆河，所叙甚詳；導江、漢則止於中江、北江，東南以往，記考略矣。
意當時衡山以南，及今江西、浙江之地，山高水緩，患害不深，兼以蠻荒負固，地險且遠，禹不至其地，未嘗緻功，故止言彭蠡而不言鄱陽，止言中江、北江而不及南江也。
且荊、揚、徐、兖之境，為湖者衆矣，不之及者甚多，原不能及遍也。
即以山論，廬山高且大於敷淺原而不之及，蔡氏亦知之矣。
然則鄱陽不及，亦無疑於“舍此錄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
夫“鄱”古作“番”，鄱陽縣以番水而名。
番者，播也，猶“播為九河”之播，言一水播為數水，故名之曰番水。
今之洞庭，在當時為九江，而在今為湖獨深廣盛大，非鄱陽、太湖所能敵，則安知鄱陽湖在禹時不亦為數江安流而至後世始盛乎！又地形北高而南下，而水道日趨於南，北乃益高。
黃河遷於宿遷，南遏淮水，而淮、揚之間遂成巨浸，群湖連蔓，則又安知非江、漢之彙本在北，其後江遷而南，合於豫章江，而彭蠡遂為平地，南江遂遏而為湖乎！朱子言“今彭蠢至冬天水涸，亦止數條江水在其中”，則是鄱陽與洞庭正同。
洞庭在當時謂為九江而不謂之澤，則鄱陽亦必不謂之澤也。
此《漢志》所以鄱陽縣有鄱水而無彭蠡而《禹貢》所謂“彙澤為彭蠡”者知必非鄱陽矣。
蓋嘗以《漢志》所言思之，不曰“有彭蠡澤”，亦不曰“彭蠡澤在其西”，而曰“《禹貢》彭蠡澤在其西”，必舉”《禹貫》”者，見時當已無彭蠡，而古地名相傳可識也。
餘按地形，必當在今武昌以東，蕲州、廣濟以南，浔陽、宿松以西，考之地圖，證之記載，其地亦多潴水，而九江為尤近之；别於鄂陵，會於江口，上下三百馀裡。
大約自浔陽江以西既古彭蠡澤，其地望既合於《禹貢》，亦合於《漢志》。
夫古之九江為今之洞庭，安知古之彭蠡非今之九江乎！彭澤為縣，去鄱陽湖遠而浔陽江近，是古之名縣以此不以彼，故《漢志》不曰“彭蠡澤在其南”而曰“在其西”也。
浔陽江中有彭郎矶，“彭郎”未必非“彭蠡”之誤。
又九江有湓水、湓江、湓城、湓浦諸名，記者謂“九江有井如盆，故名”。
夫一井豈可謂之水，而以之為地名江名乎！（今地志及圖，九江有清湓山，湓水所出，與古《九江記》異。
）湓者，彭之音訛也。
《真》、《文》、《庚》、《青》數韻之字，相傳而訛者多矣。
或謂彭蠡既江、漢所彙，不應塞為平地，則亦不然。
澤者，水草交厝之所；大約其地窪下，水盛則聚，水殺則涸，易於潴水，亦易於湮塞。
《禹貢》所言諸澤，若大陸、夢，則當時已可耕治矣；雷夏、大野、榮波、菏澤、孟豬、豬野，則皆塞為平地；後世指其地者亦多出於億度，人自為說。
彭蠡亦澤也，獨不可塞為平地乎！今現有鄱陽湖與江相連，而地頗相近，遂必指為彭蠡；若無鄱陽，吾知其必求之江北而謂塞為平地矣。
且地之改易有可證者。
浔陽九江，昔所謂“江分九派”者，今止一江，無九江之迹。
九江可變為一江，彭蠡澤獨不可變為九江乎！名之改易亦有可證者。
洞庭本太湖之名，湖中山有石穴深洞，無知其極者，因洞以名山，因山以名湖；吳起所謂“三苗氏左洞庭”者是也。
後世謂洞庭者乃《禹貢》九江，是九江冒洞庭之名也。
九江之洞庭相遠，而洞庭自若，猶且冒其名；況鄱陽在江南，彭蠡在江北，勢既遙相聯接，而彭蠡又無形迹，其以鄱陽冒彭蠡之名亦何足怪乎！ 朱子确信鄱陽為彭蠡，既謂經為衍文，又謂禹遺官屬緻誤，又謂《漢志》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
豈禹與班固皆誤，而朱子獨不誤乎！疑經畔古，非餘之所敢安也。
昔郦道元有言：“東南地卑，萬水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渎，難以為憑。
”故《禹貢》所言，其不合於今者，阙疑可矣。
若必欲以後世之地形證古人之是非，幾何其不疑黃河未至於氵水、大陸；而嶽陽、荊州之境，其與太原相遠耶！ 【《生民》詩《集傳》辨】 朱子注《生民》詩，載張子之言，謂：“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
”又載蘇氏說，謂：“凡物之異於常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
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鳌，物固有然者矣。
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朱子謂斯言得之，而餘則以為非也。
夫化而生者，天地之始也。
高辛之世，豈天地之始乎！溯高辛而上之，其見於經可信者，有颛顼、少吳，黃帝、神農、伏羲氏矣，其前雖荒遠不可詳，然未必遂為天地始也。
夫自化而生之時，至於高辛，不知幾百年或千年，或萬年，或數萬年，而仍化而生乎！高辛氏以前，羲、農、黃帝之世，胡不聞化而生？高辛氏而後，堯、舜、禹、湯之世，胡不聞化而生？而獨高辛氏之子有稷複有契，一家得兩化生乎？蓋天地之始，以理揆之，誠有化而生者。
草昧既開，萬物既定，則胎卵化濕，其生有常；若有異於常者，是妖也，而以誣聖人乎！如曰聖人之生與常人不同，取天地之氣常多，則古之聖人不少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不化而生，豈其得於天地之氣者又少欤？書傳所載，若褒姒、夜郎王亦有化生者矣，其取天地之氣既多，則宜亦為聖人，何以或為淫後，或為蠻夷君長，而不得與稷、契并稱也？至於麒麟蚊龍之生，多人所不能見。
既曰麒麟無定種而蛟龍皆出於變化，彼無定種與變化，是即其有定者也。
故不聞麒麟皆麟生，而此一麟獨牛生也。
又不聞蛟龍皆卵生，而此一蛟一龍獨化生也。
是烏可為比乎，天地間化生之物，若蜃蛤蟬蚋之類，皆古今有常而不變，不以為異，猶之人必始於人道之感而不可改也。
苟無人道之感，而履巨迹可生，吞卵可生，則生子綦易而婦人亦危矣。
” 然則稷、契何以生，而《生民》、《元鳥》之詩何說也？曰：履巨迹，吞卵，此事之未有者也。
即有其事，亦姜螈履巨迹而适生稷，簡狄吞卵而适生契，其人道之感自在也。
使不履巨迹，不吞卵，而亦生稷，亦生契也。
且予觀《生民》之詩，未嘗見其确為履巨人之迹；無人道之感也。
所謂“履帝武敏”者，謂高辛親往郊而姜原踵其迹耳。
所謂“不康祀，居然生子”者，謂上帝甯我康我而安然生子耳，即“無無害”之謂，“居然”猶安然也。
蓋近世說《詩》有如此者，此亦理明辭順，何必遵漢人無識怪誕之說以曲為之解乎！至於《元鳥》之詩，則尤未明言其何若，阙疑可矣。
大抵人情，子孫於其先世？往往表其奇異以為誇诩震耀之端；而後世誕妄者則又好因近似之語，造事以惑人。
若夔一人已足而曰“夔一足”，牽牛、織女二星而曰“天帝嫁為夫婦”之類，皆誕妄不足道。
而張子、蘇氏乃巧為說以實其事，朱子亦誤載之《集注》，其誣聖惑人，儒者不得辭其過也！ 《僞泰誓》之言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複於王屋，流為烏。
”司馬遷截之《史記》，而董仲舒亦引其語，以為王者受命之符。
幸而已黜其書；使其書至今存，而無今書《泰誓》，則亦将旁引曲說，同於巨迹卵之事矣。
【《春秋》論】 聖人之作事也，固有冒天下之大惡，犯天下之大忌，而公為之者矣。
聖人非不知大惡不可冒，大忌不可犯，而敢為無忌憚之行也；彼見天下靡靡焉日入於亂也，不有人起而救之，則其禍将不可勝窮。
天之所以生聖人者，固非令其安衣坐食，同於庸衆無能之人已也。
彼庸衆無能者不能為善，亦不能為不善，其避大惡，畏大忌，固宜。
而聖人承天之意，以為非我莫能定天下之亂，較量於經權輕重之間，卒然振發，甘心得罪於人而獨求合於天，雖冒大惡，犯大忌，而不自疑。
故堯、舜不惜以天下與人，而湯、武至以臣弑君。
何者？其心之安也。
昔者孔子，大夫也，而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其賞罰進退皆非一人所得私；而孔子行之不顧者，亦其心之所安也。
當是時，綱紐廢弛，民人塗炭，諸侯互相攻滅，而弑君弑父之禍複公行而無所忌，使當禹、湯、文、武之時，皆所誅讨夷滅而不赦者；而周天子暗弱無權，擁天王之虛器而一不敢問，其勢将無所底止。
故天生德於孔子，而孔子亦知非己不能定天下之亂，是以周流於七十二國而應佛、公山畔臣之召，汲汲以求一日之用；意謂苟能反天下於正，其權不必自周出也。
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不幸卒無所遇，無所發其救時之心，不得已而作《春秋》，借天子之權以賞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
蓋得位則見諸行事，不得位則諸空言，其事雖異，其道則同；要使天理有一線之存，而亂臣賊子得以稍斂其迹，則雖被僭之名而不辭也。
故曰：“知我者惟《春秋》，罪我者惟《春秋》。
”推孔子之心，雖湯、武之事亦可為之，而況於《春秋》。
而論者不識聖人之心，謂以天子之權與魯，嗚乎，何其謬也！ 子貢言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且又相之，以為未仁，而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左衽！非若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渎之中，而人不知。
”則是匹夫匹婦之諒，孔子所鄙不為，而深有取於管仲者，豈非以有志於天下，則小節不足以奪之與！孟子生於戰國，其語齊、梁之君，皆以行王政安天下為急；彼其時周天子固在也，而不以為嫌者，蓋其心即孔子作《春秋》之心，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夫《春秋》作而後亂臣賊子懼，則《春秋》不可不作也。
使孔子不安於心，亦避大惡，畏大忌，而不敢作，則亂臣賊子必無所懼，是孔子亦庸衆無能之人而無益於天下者也，豈天之生聖人之心也哉！ 因讀蘇明允《春秋論》而作。
【正統論上】 論正統者衆矣，自宋歐陽修以至國朝魏禧，予所未見者不論，所已見者予皆有以識其說之非也。
夫統有分合而無正僞，而正不正不關於其統。
論者泥於其名，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