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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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秋，餘始任教國立北京大學，為諸生講近三百年學術史，因撮記要指備誦覽。迄今五載，粗成首尾。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于議政，故繼之以東林。
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遺緒。梨洲嗣軌陽明，船山接迹橫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談，習齋則兼斥宋明，然皆有聞于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确乎成其為故國之遺老，與幹嘉之學，精氣夐絕焉。
抑餘治諸家書，猶多餘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為清顯宦；弟子潘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為清臣。梨洲晚節多可譏。晚村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餘讀其遺訓手迹，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于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幹濟，恕谷乃為遊幕。徐狷石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西河，此國亡不複後之所謂考據學也。複繼之以穆堂、謝山，此國亡不複後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遺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镬、富貴利達哉！
乾隆禦制書程頤論經筵剳子後有雲：「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範，猶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為相則為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無怪幹嘉學術一趨訓诂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漢學者必以诋宋學為門面，而戴東原氏為其魁傑。起而糾謬繩偏，則有章實齋，顧曰：「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為之君者既不許其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充實齋論學之所至，亦适至于遊幕教讀而止，烏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萬一耶！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裡堂、淩次仲皆途窮将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于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于思人才，極于正學術，則龔定庵、曾滌生、陳蘭甫其選也。然而皆無以大變乎其舊，則亦無以挽世運于複隆。南海康氏起，大聲疾呼，學術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論，風俗有不暇辨，一切務以變法改制為救亡，而托附之于保皇。是複欲以天下治亂為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處而不過問，則徒為兩敗之道也。
嘗試論之。中華之受制于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熏陶，綿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強，最鄙漢化為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辍，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荄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于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壤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故以玄烨、胤禛、弘曆踞其上，則幸而差安，以颙琰、旻甯、奕詝、載湉、載淤為之主，則終不免于大亂。而說者猶謂滿族入關，卒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論也。
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于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污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诋诃而揶揄之，為賢矣！
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别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己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己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于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于北平之未學齋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于議政，故繼之以東林。
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遺緒。梨洲嗣軌陽明，船山接迹橫渠，亭林于心性不喜深談，習齋則兼斥宋明，然皆有聞于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确乎成其為故國之遺老，與幹嘉之學，精氣夐絕焉。
抑餘治諸家書，猶多餘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為清顯宦；弟子潘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為清臣。梨洲晚節多可譏。晚村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餘讀其遺訓手迹，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于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幹濟，恕谷乃為遊幕。徐狷石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西河，此國亡不複後之所謂考據學也。複繼之以穆堂、謝山，此國亡不複後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遺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镬、富貴利達哉！
乾隆禦制書程頤論經筵剳子後有雲：「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範，猶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為相則為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為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尤大不可」，無怪幹嘉學術一趨訓诂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矣。于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漢學者必以诋宋學為門面，而戴東原氏為其魁傑。起而糾謬繩偏，則有章實齋，顧曰：「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為之君者既不許其以天下治亂為己任，充實齋論學之所至，亦适至于遊幕教讀而止，烏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萬一耶！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裡堂、淩次仲皆途窮将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于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于思人才，極于正學術，則龔定庵、曾滌生、陳蘭甫其選也。然而皆無以大變乎其舊，則亦無以挽世運于複隆。南海康氏起，大聲疾呼，學術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論，風俗有不暇辨，一切務以變法改制為救亡，而托附之于保皇。是複欲以天下治亂為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處而不過問，則徒為兩敗之道也。
嘗試論之。中華之受制于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熏陶，綿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強，最鄙漢化為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辍，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荄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于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壤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故以玄烨、胤禛、弘曆踞其上，則幸而差安，以颙琰、旻甯、奕詝、載湉、載淤為之主，則終不免于大亂。而說者猶謂滿族入關，卒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論也。
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于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污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其不诋诃而揶揄之，為賢矣！
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别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己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己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于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于北平之未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