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漢代樂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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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的男子毅然表示"決絕"的女性，如《白頭吟》。
詩一開頭就說："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用雪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純潔，而對方之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話下。
切身的痛苦使得詩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的愛情理想。
然而在那戀愛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情況下，這理想是無法實現的。
這個倔強的女子終于不能不傷心得落淚原因就在此。
為了追求并實現"願得一心人"的愛情理想，在這類戀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用火一般的熱情和實際行動大膽地沖破禮教束縛的另一類型的女性。
這就是《铙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和《上邪》所表現的。
《有所思》的女主人公曾追叙和愛人初會時的情況："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可見他們是自由結合，根本沒理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
也正因為是這樣，所以當她聽說愛人"有他心"後，便遏不住心頭的怒火，我們看："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
用玉紹缭之。
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從今以往，勿複相思--相思與君絕!"愛是真愛，恨也就是真恨。
"勿複相思"二句是轉折語，想起對方平日說盡相思的話，更覺可恨，與《詩經?氓》中"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同一聲口。
《上邪》所表現的感情更為強烈：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上邪"，是女子呼天以為誓。
"山無陵"以下連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來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愛，深情奇想，确是"短章中神品"。
唐代民間詞《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一首，則連用六事，與此極相似。
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曆史條件下，真正的自由戀愛也是說不上的，被犧牲的往往是女子。
除上述三方面的作品外，漢樂府民歌中還保存有少數諷刺統治者賣官的政治醜劇和權門豪家的荒淫生活的。
前者如《長安有狹邪行》："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
"便是刺的賣官鬻爵。
賣官之風，西漢已有，但不如東漢之甚。
《後漢書?桓帝紀》和《靈帝紀》都有公開"占賣關内侯、虎贲、羽林，入錢各有差"的記載，靈帝并"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因而出現了無官職而有官服的所謂"衣冠仕"的怪現象。
又詩言"仕洛陽"，洛陽乃東漢首都，也足證應該是東漢時作品。
後者如《相逢行》，極力摹寫那個少年家庭如何榮華富貴，好像是句句恭維、欽羨，其實是句句溪落，是另一種諷刺手法。
對較好的官吏，民歌也有表揚，如《雁門太守行》寫和帝時洛陽令王渙的政績，表現了人民的愛憎分明。
東漢樂府繼續采詩，這也是一個明證。
總之，通過漢樂府民歌，我們可以聽到當時人民自己的聲音，可以看到當時人民的生活圖畫，它是兩漢社會全面的真實的反映。
它繼承并發揚了《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
第三節 漢樂府民歌的藝術性 漢樂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叙事性。
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内容所決定的。
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谷風》等。
但還是通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個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别是我們将在下一節叙述的《孔雀東南飛》。
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
因此，在我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
它的高度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 (一)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性格。
有的采用對話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羅敷和使君的對話，《東門行》中那個妻子和丈夫的對話，都能表現出人物機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
《上山采蘼蕪》和《豔歌行》的對話也很成功。
如果和《詩經》的《國風》比較，就更容易看出漢樂府民歌這一新的特色。
對話外，也有采用獨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稱讓人物直接向讀者傾訴，如《孤兒行》、《白頭吟》、《上邪》等。
漢樂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動和細節的刻劃。
如《豔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寫那個"夫婿"的猜疑；《婦病行》用"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寫那個将死的病婦的母愛；《陌上桑》用"捋髭須"、"著绡頭"來寫老年和少年見羅敷時的不同神态；《孤兒行》則更是用一連串的生活細節如"頭多虮虱"、"拔斷蒺藜"、"瓜車翻覆"等來突出孤兒所受的痛苦。
由于有聲有色，人物形象生動，因而能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二)語言的樸素自然而帶感情。
漢樂府民歌的語言一般都是口語化的，同時還飽含着感情，飽含着人民的愛憎，即使是叙事詩，也是叙事與抒情相結合，因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故應麟說："漢樂府歌謠，采摭闾淨，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詩薮》卷一)正說明了這一語言的特色。
漢樂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詩的作者往往就是詩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寫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生活體驗，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淺而能深"。
《孤兒行》是很好的範例：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驷馬。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
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
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
頭多虮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
手如錯，足下無菲。
怆怆履霜，中多蒺藜。
拔斷蒺藜，腸肉中，怆欲悲。
淚下渫渫，清涕累累。
冬無複襦，夏無單衣。
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
三月蠶桑，六月收瓜。
将是瓜車，來到還家。
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
"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
"亂曰：裡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将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宋長白《柳亭詩話》說："病婦、孤兒行二首，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
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摹，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為之堕，心亦不能為之哀也。
"這話很實在，并沒有冤枉"後賢"，但他還未能指出這是一個生活體驗的問題。
《孤兒行》對孤兒的痛苦沒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體描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樣。
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長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兩漢時代緊接先秦，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還沿用着《詩經》古老的四言體，如《公無渡河》、《善哉行》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以新的體裁出現的。
從那時來說，它們都可以稱為新體詩。
這新體主要有兩種：一是雜言體。
雜言，《詩經》中雖已經有了，如《式微》等篇，但為數既少，變化也不大，到漢樂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兒行》"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便是十字成句的。
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雜言，竟自成一格了。
另一是五言體。
這是漢樂府民
詩一開頭就說："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
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用雪月表明自己的光明純潔，而對方之卑鄙龌龊也就不在話下。
切身的痛苦使得詩的主人公正确地提出了"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的愛情理想。
然而在那戀愛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情況下，這理想是無法實現的。
這個倔強的女子終于不能不傷心得落淚原因就在此。
為了追求并實現"願得一心人"的愛情理想，在這類戀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用火一般的熱情和實際行動大膽地沖破禮教束縛的另一類型的女性。
這就是《铙歌十八曲》中的《有所思》和《上邪》所表現的。
《有所思》的女主人公曾追叙和愛人初會時的情況："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可見他們是自由結合，根本沒理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
也正因為是這樣，所以當她聽說愛人"有他心"後，便遏不住心頭的怒火，我們看："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
用玉紹缭之。
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摧燒之，當風揚其灰。
從今以往，勿複相思--相思與君絕!"愛是真愛，恨也就是真恨。
"勿複相思"二句是轉折語，想起對方平日說盡相思的話，更覺可恨，與《詩經?氓》中"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同一聲口。
《上邪》所表現的感情更為強烈：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上邪"，是女子呼天以為誓。
"山無陵"以下連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來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愛，深情奇想，确是"短章中神品"。
唐代民間詞《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一首，則連用六事，與此極相似。
但是，在男女不平等的曆史條件下，真正的自由戀愛也是說不上的，被犧牲的往往是女子。
除上述三方面的作品外，漢樂府民歌中還保存有少數諷刺統治者賣官的政治醜劇和權門豪家的荒淫生活的。
前者如《長安有狹邪行》："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
"便是刺的賣官鬻爵。
賣官之風，西漢已有，但不如東漢之甚。
《後漢書?桓帝紀》和《靈帝紀》都有公開"占賣關内侯、虎贲、羽林，入錢各有差"的記載，靈帝并"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因而出現了無官職而有官服的所謂"衣冠仕"的怪現象。
又詩言"仕洛陽"，洛陽乃東漢首都，也足證應該是東漢時作品。
後者如《相逢行》，極力摹寫那個少年家庭如何榮華富貴，好像是句句恭維、欽羨，其實是句句溪落，是另一種諷刺手法。
對較好的官吏，民歌也有表揚，如《雁門太守行》寫和帝時洛陽令王渙的政績，表現了人民的愛憎分明。
東漢樂府繼續采詩，這也是一個明證。
總之，通過漢樂府民歌，我們可以聽到當時人民自己的聲音，可以看到當時人民的生活圖畫，它是兩漢社會全面的真實的反映。
它繼承并發揚了《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
第三節 漢樂府民歌的藝術性 漢樂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叙事性。
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内容所決定的。
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谷風》等。
但還是通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個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别是我們将在下一節叙述的《孔雀東南飛》。
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
因此，在我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
它的高度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 (一)通過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來表現人物性格。
有的采用對話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羅敷和使君的對話，《東門行》中那個妻子和丈夫的對話，都能表現出人物機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
《上山采蘼蕪》和《豔歌行》的對話也很成功。
如果和《詩經》的《國風》比較，就更容易看出漢樂府民歌這一新的特色。
對話外，也有采用獨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稱讓人物直接向讀者傾訴，如《孤兒行》、《白頭吟》、《上邪》等。
漢樂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動和細節的刻劃。
如《豔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寫那個"夫婿"的猜疑；《婦病行》用"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寫那個将死的病婦的母愛；《陌上桑》用"捋髭須"、"著绡頭"來寫老年和少年見羅敷時的不同神态；《孤兒行》則更是用一連串的生活細節如"頭多虮虱"、"拔斷蒺藜"、"瓜車翻覆"等來突出孤兒所受的痛苦。
由于有聲有色，人物形象生動，因而能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二)語言的樸素自然而帶感情。
漢樂府民歌的語言一般都是口語化的，同時還飽含着感情，飽含着人民的愛憎，即使是叙事詩，也是叙事與抒情相結合，因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故應麟說："漢樂府歌謠，采摭闾淨，非由潤色；然而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詩薮》卷一)正說明了這一語言的特色。
漢樂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詩的作者往往就是詩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寫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運、共同的生活體驗，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淺而能深"。
《孤兒行》是很好的範例：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驷馬。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
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
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
頭多虮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
手如錯，足下無菲。
怆怆履霜，中多蒺藜。
拔斷蒺藜，腸肉中，怆欲悲。
淚下渫渫，清涕累累。
冬無複襦，夏無單衣。
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
三月蠶桑，六月收瓜。
将是瓜車，來到還家。
瓜車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
"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校計。
"亂曰：裡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将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宋長白《柳亭詩話》說："病婦、孤兒行二首，雖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
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摹，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為之堕，心亦不能為之哀也。
"這話很實在，并沒有冤枉"後賢"，但他還未能指出這是一個生活體驗的問題。
《孤兒行》對孤兒的痛苦沒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體描繪，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三)形式的自由和多樣。
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長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兩漢時代緊接先秦，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還沿用着《詩經》古老的四言體，如《公無渡河》、《善哉行》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以新的體裁出現的。
從那時來說，它們都可以稱為新體詩。
這新體主要有兩種：一是雜言體。
雜言，《詩經》中雖已經有了，如《式微》等篇，但為數既少，變化也不大，到漢樂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兒行》"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便是十字成句的。
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雜言，竟自成一格了。
另一是五言體。
這是漢樂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