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在文藝理論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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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不但以他的創作為現代文學奠定了基礎，樹立了典範，而且在文藝理論方面也有突出的貢獻。
他沒有寫過系統的理論著作，然而散見于論文、雜感和書信裡的許多藝術見解，卻接觸到文藝理論中一系列根本問題，闡釋得深刻、具體而且全面。
魯迅本來有豐富的社會鬥争和創作實踐的經驗，有深廣的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修養，而當他向共産主義者轉變之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他原有的知識經驗起了照耀和滲透的作用，使他有可能參合印語，融會貫通，在創造性地解決現代文學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科學的文藝觀。
魯迅對文藝問題所發表的很多精辟見解，概括了他自己經過長期創作實踐摸索到的寶貴經驗，溶化了古今中外許多作家、藝術家、理論家的正确意見，既有強烈鮮明的革命内容，又時時閃露着對于藝術本身的真知灼見。
魯迅的這些觀點已經成為我國無産階級文藝理論的重要财富。
共産主義者魯迅的文藝思想，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其理論基礎的。
一九三年，他在介紹普列漢諾夫藝術觀的時候，曾從美學的角度對藝術與生活、藝術與政治的關系作了辯證的分析。
魯迅說：“社會人之看事物和現象，最初是從功利底觀點的，到後來才移到審美底觀點去。
在一切人類所以為美的東西，就是于他有用——于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會人生的鬥争上有着意義的東西。
功用由理性而被認識，但美則憑直感底能力而被認識。
享樂着美的時候，雖然幾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學底分析而被發見。
所以美底享樂的特殊性，即有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樂的根柢裡，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見得美了。
”(注：《藝術論》中譯本《序言》)在一封給了人的信中，他把早期已有的關于文藝的社會革命功能的見解(參閱《墳·論睜了眼看》)，作了更為精确的說明：“文學與社會之關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寫社會，倘有力，便又一轉而影響社會，使有變革。
這正如芝麻油原從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樣。
”(注：緻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魯迅書信集》上卷第464頁)從這一根本認識出發，魯迅首先在社會鬥争中深入地把握了階級觀點，他公開宣稱：“無産文學，是無産階級解放鬥争底一翼。
”(注：《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文藝是階級鬥争的武器，必須為實現無産階級革命而鬥争。
他多次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在階級社會裡，人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作品也無法擺脫階級的烙印，有些“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注：《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因此，提倡“人性的文學”“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這固然是“幫助有産階級的東西”(注：《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而“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幻想“訓練大衆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為‘大同世界’”，則更是“毒害革命的甜藥”(注：《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這些見解不僅說明革命文學要從外部抵禦資産階級思想的侵蝕，而且也要從内部保衛黨性，防止可能出現的蛻化和變質。
在魯迅看來，文藝不僅具有階級性，而且應該是戰鬥的，它必須适應革命發展的形勢，時時在激烈的鬥争中負起自己的任務。
針對當時一部分作家的思想，他還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說明了藝術的戰鬥的規律，指出“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在其發生的時候，本是對于一種社會成規的革命，就中國而言，“這一派在五四運動時代，确是革命的，因為當時是向‘文以載道’說進攻”，到了三十年代，卻失去了“反抗性”，轉過來成為“壓制新文學”向革命道路發展的阻力了。
它們“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注：《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
這就揭露了這一流派從革命到不革命以至阻撓革命的實質，武裝了當時文藝青年們的思想。
魯迅一方面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視革命作品的藝術性，認為文藝應該含有引起人們美感的作用，堅持了藝術的特殊任務與性能。
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中，他曾對“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一命題作過很準确中肯的論述。
任何上層建築的形式都是遵循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存在的，彼此不能替代，因而文藝為政治服務也必須通過它本身的特征。
魯迅在早期的文章裡，已經指出文藝的“職與能”，在“涵養人之神思”。
藝術作品的教育作用和一般的教育作用不同，它“未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卻能使人“神質悉移”(注：《墳·摩羅詩力說》)。
後來他更勸告革命作家向一些“因緣愈遠”、“觀念形态已經很不相同”的古典作品學習“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注：《準風月談·關于翻譯(上)》)；一再強調作家在力求“内容的充實”時注意“技巧的上達”(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使革命的政治内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相統一。
在三十年代初期起伏不斷的理論鬥争中，這一原則始終貫串在魯迅的文章裡，并以此為出發點，對文藝與革命、文藝與生活、文藝與群衆、繼承遺産、發展批評等等問題，發表了系列重要的意見。
從文藝與革命的關系出發，魯迅突出地強調了世界觀的作用。
還在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倡導時期，他在一篇題作《革命文學》的文章裡就說過：“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
他沒有寫過系統的理論著作，然而散見于論文、雜感和書信裡的許多藝術見解，卻接觸到文藝理論中一系列根本問題，闡釋得深刻、具體而且全面。
魯迅本來有豐富的社會鬥争和創作實踐的經驗，有深廣的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修養，而當他向共産主義者轉變之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對他原有的知識經驗起了照耀和滲透的作用，使他有可能參合印語，融會貫通，在創造性地解決現代文學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科學的文藝觀。
魯迅對文藝問題所發表的很多精辟見解，概括了他自己經過長期創作實踐摸索到的寶貴經驗，溶化了古今中外許多作家、藝術家、理論家的正确意見，既有強烈鮮明的革命内容，又時時閃露着對于藝術本身的真知灼見。
魯迅的這些觀點已經成為我國無産階級文藝理論的重要财富。
共産主義者魯迅的文藝思想，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其理論基礎的。
一九三年，他在介紹普列漢諾夫藝術觀的時候，曾從美學的角度對藝術與生活、藝術與政治的關系作了辯證的分析。
魯迅說：“社會人之看事物和現象，最初是從功利底觀點的，到後來才移到審美底觀點去。
在一切人類所以為美的東西，就是于他有用——于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會人生的鬥争上有着意義的東西。
功用由理性而被認識，但美則憑直感底能力而被認識。
享樂着美的時候，雖然幾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學底分析而被發見。
所以美底享樂的特殊性，即有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樂的根柢裡，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見得美了。
”(注：《藝術論》中譯本《序言》)在一封給了人的信中，他把早期已有的關于文藝的社會革命功能的見解(參閱《墳·論睜了眼看》)，作了更為精确的說明：“文學與社會之關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寫社會，倘有力，便又一轉而影響社會，使有變革。
這正如芝麻油原從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樣。
”(注：緻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魯迅書信集》上卷第464頁)從這一根本認識出發，魯迅首先在社會鬥争中深入地把握了階級觀點，他公開宣稱：“無産文學，是無産階級解放鬥争底一翼。
”(注：《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文藝是階級鬥争的武器，必須為實現無産階級革命而鬥争。
他多次發表了這樣的意見：在階級社會裡，人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作品也無法擺脫階級的烙印，有些“文學家雖自以為‘自由’，自以為超了階級，而無意識底地，也終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注：《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因此，提倡“人性的文學”“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文學理論”，這固然是“幫助有産階級的東西”(注：《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而“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幻想“訓練大衆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後笑嘻嘻地拱手變為‘大同世界’”，則更是“毒害革命的甜藥”(注：《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
這些見解不僅說明革命文學要從外部抵禦資産階級思想的侵蝕，而且也要從内部保衛黨性，防止可能出現的蛻化和變質。
在魯迅看來，文藝不僅具有階級性，而且應該是戰鬥的，它必須适應革命發展的形勢，時時在激烈的鬥争中負起自己的任務。
針對當時一部分作家的思想，他還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說明了藝術的戰鬥的規律，指出“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在其發生的時候，本是對于一種社會成規的革命，就中國而言，“這一派在五四運動時代，确是革命的，因為當時是向‘文以載道’說進攻”，到了三十年代，卻失去了“反抗性”，轉過來成為“壓制新文學”向革命道路發展的阻力了。
它們“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注：《集外集拾遺·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
這就揭露了這一流派從革命到不革命以至阻撓革命的實質，武裝了當時文藝青年們的思想。
魯迅一方面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視革命作品的藝術性，認為文藝應該含有引起人們美感的作用，堅持了藝術的特殊任務與性能。
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中，他曾對“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這一命題作過很準确中肯的論述。
任何上層建築的形式都是遵循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存在的，彼此不能替代，因而文藝為政治服務也必須通過它本身的特征。
魯迅在早期的文章裡，已經指出文藝的“職與能”，在“涵養人之神思”。
藝術作品的教育作用和一般的教育作用不同，它“未始以一教訓一格言相授”，卻能使人“神質悉移”(注：《墳·摩羅詩力說》)。
後來他更勸告革命作家向一些“因緣愈遠”、“觀念形态已經很不相同”的古典作品學習“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注：《準風月談·關于翻譯(上)》)；一再強調作家在力求“内容的充實”時注意“技巧的上達”(注：《三閑集·文藝與革命》)，使革命的政治内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相統一。
在三十年代初期起伏不斷的理論鬥争中，這一原則始終貫串在魯迅的文章裡，并以此為出發點，對文藝與革命、文藝與生活、文藝與群衆、繼承遺産、發展批評等等問題，發表了系列重要的意見。
從文藝與革命的關系出發，魯迅突出地強調了世界觀的作用。
還在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倡導時期，他在一篇題作《革命文學》的文章裡就說過：“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