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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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偉大的開端。
早在“五四”以前幾年，中國知識界中就出現了一個思想啟蒙運動。
這個運動是在内憂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新的階級力量有所增強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于中國資産階級的軟弱，未能改變從鴉片戰争以來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竊取了國家政權，對内實行獨裁統治，陰謀恢複帝制；對外迎合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不斷出賣國家主權，簽訂喪權辱國條約。
孫中山領導的資産階級革命派，雖然繼續進行着他們長期以來已在進行的革命活動，但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聯合壓制下，屢遭挫折。
國内政治局面極為混亂，連“民國”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帝國主義忙于戰争，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逐漸活躍，資産階級力量有顯著增長，無産階級也随着壯大起來，自發性的罷工不斷發生。
中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起着有利于革命運動的變化。
在這個形勢推動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眼看到封建軍閥日益倒行逆施，帝國主義又乘間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内憂外患，交相煎逼，而舊文化和舊思想又嚴重地阻礙着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奔走呼号，緻力于新的思想啟蒙工作，以喚醒民衆，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
這個啟蒙運動後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得到傳播的條件下，轉化成為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雜志》)便是适應這一啟蒙運動要求而誕生的一個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于上海。
當時袁世凱正扮演帝制醜劇，提倡尊孔讀經，利用孔子學說作為麻醉人民、擁護帝制的工具。
《新青年》一開始就高舉反對封建文化的旗幟。
創刊号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
這些主張雖還不夠鮮明，但實際上包含了後來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兩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
刊物的主編陳獨秀當時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曾陸續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我之愛國主義》等文，攻擊專制主義和封建道德，宣傳民主政治和“人格獨立”。
袁世凱稱帝的陰謀破産後，代之而起的軍閥繼續推行禍國殃民的反動政策。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舊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張奉為“國教”，列入“憲法”。
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嚴重障礙，因而《新青年》在一個時期内猛烈攻擊孔子學說，掀起了後來稱之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
陳獨秀在《駁康有為緻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文中，認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離之因緣，三綱五常違背平等人權學說，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定孔教為“國教”違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則，主張輸入西洋平等人權學說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說要以資産階級民主代替封建專制，以資産階級新道德代替封建舊道德。
吳虞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注：兩文分别發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第3卷第4号。
)等文，批判“孝為百行之本”的舊禮教，認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專制制度的社會根基。
當時同樣是急進民主主義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這場鬥争，在《甲寅》日刊上發表《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孔子學說是“曆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專制政治之靈魂”，并把反對尊孔擴大到對整個封建倫理觀的批判，說明道德必然随時代而進化。
這些抨擊封建倫理道德、批判孔子學說的文章，盡管理論上尚有不确切之處，但具有強烈的戰鬥性，打擊了長期以來被作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舊禮教，反映了新起的急進民主派知識分子反對封建舊道德的決心和勇氣。
反對舊思想舊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為啟蒙工作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時進行的。
資産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和“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觀點，貫穿在許多論述青年、婦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貞操等問題的文章和通信裡，作為反對舊道德的思想武器，幫助了許多人逐步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
同封建迷信相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傳内容。
針對《靈學叢志》所宣揚的迷信思想，《新青年》發表了許多
早在“五四”以前幾年，中國知識界中就出現了一個思想啟蒙運動。
這個運動是在内憂外患交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新的階級力量有所增強的曆史條件下發生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于中國資産階級的軟弱，未能改變從鴉片戰争以來逐步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封建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竊取了國家政權，對内實行獨裁統治，陰謀恢複帝制；對外迎合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不斷出賣國家主權，簽訂喪權辱國條約。
孫中山領導的資産階級革命派，雖然繼續進行着他們長期以來已在進行的革命活動，但在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聯合壓制下，屢遭挫折。
國内政治局面極為混亂，連“民國”的招牌也有岌岌不可保之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帝國主義忙于戰争，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民族工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逐漸活躍，資産階級力量有顯著增長，無産階級也随着壯大起來，自發性的罷工不斷發生。
中國各階級力量的對比正在起着有利于革命運動的變化。
在這個形勢推動下，接受了西方新思潮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眼看到封建軍閥日益倒行逆施，帝國主義又乘間加緊對中國的掠奪，内憂外患，交相煎逼，而舊文化和舊思想又嚴重地阻礙着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奔走呼号，緻力于新的思想啟蒙工作，以喚醒民衆，挽救民族危亡的局面。
這個啟蒙運動後來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得到傳播的條件下，轉化成為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雜志》)便是适應這一啟蒙運動要求而誕生的一個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于上海。
當時袁世凱正扮演帝制醜劇，提倡尊孔讀經，利用孔子學說作為麻醉人民、擁護帝制的工具。
《新青年》一開始就高舉反對封建文化的旗幟。
創刊号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點希望。
這些主張雖還不夠鮮明，但實際上包含了後來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學”兩方面的要求，是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
刊物的主編陳獨秀當時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曾陸續發表《今日之教育方針》、《我之愛國主義》等文，攻擊專制主義和封建道德，宣傳民主政治和“人格獨立”。
袁世凱稱帝的陰謀破産後，代之而起的軍閥繼續推行禍國殃民的反動政策。
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舊派人物大肆鼓吹孔教，甚至主張奉為“國教”，列入“憲法”。
這股思想逆流是思想啟蒙運動的嚴重障礙，因而《新青年》在一個時期内猛烈攻擊孔子學說，掀起了後來稱之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
陳獨秀在《駁康有為緻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等文中，認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分離之因緣，三綱五常違背平等人權學說，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定孔教為“國教”違反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原則，主張輸入西洋平等人權學說代替孔子之道，也就是說要以資産階級民主代替封建專制，以資産階級新道德代替封建舊道德。
吳虞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注：兩文分别發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6号，第3卷第4号。
)等文，批判“孝為百行之本”的舊禮教，認為封建的家族制度乃是專制制度的社會根基。
當時同樣是急進民主主義者的李大钊，也加入了這場鬥争，在《甲寅》日刊上發表《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孔子學說是“曆代帝王專制之護符”、“專制政治之靈魂”，并把反對尊孔擴大到對整個封建倫理觀的批判，說明道德必然随時代而進化。
這些抨擊封建倫理道德、批判孔子學說的文章，盡管理論上尚有不确切之處，但具有強烈的戰鬥性，打擊了長期以來被作為封建制度思想支柱的舊禮教，反映了新起的急進民主派知識分子反對封建舊道德的決心和勇氣。
反對舊思想舊道德和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在《新青年》上是作為啟蒙工作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同時進行的。
資産階級的自由平等學說和“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觀點，貫穿在許多論述青年、婦女、人生、教育以及婚姻、家庭、貞操等問題的文章和通信裡，作為反對舊道德的思想武器，幫助了許多人逐步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
同封建迷信相對立的近代科學思想，也是刊物的重要宣傳内容。
針對《靈學叢志》所宣揚的迷信思想，《新青年》發表了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