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關燈
小
中
大
最寶貴的傳統。
與此同時，現代革命文學既然是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自然又不能離開革命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不能離開革命深入對文學所提出的新要求。
作為現代文學開端的文學革命，在五四運動前夕已為運動作了思想準備，但隻有通過五四運動，它才形成了巨大的聲勢，擴大了社會影響，并與革命鬥争密切結合起來。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前夕“革命文學”的提出，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也都與當時形勢相适應，是無産階級及其學說在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日益強大的反映。
而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作的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講話，為革命文藝運動開辟了新階段，這也首先是和黨不再處于幼年時期、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無産階級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已經空前地發展壯大諸條件相聯系的。
現實生活和革命形勢的變化發展，更使各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從主題、題材、人物形象直到語言和表現方法，無不深深打上時代的烙印。
整整三十年的現代革命文學，始終與革命同命運，共呼吸，有着一緻的步伐。
與人民革命事業血肉相連、休戚與共，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徹底揭露、堅決鬥争，對社會主義前途衷心向往、熱情追求，這就是無産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的新時代所賦予革命文學的鮮明思想印記，也是現代文學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學的根本标志。
三 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矛盾鬥争的過程，其間充滿了革命文學與反動文學、革命文藝思想與反動文藝思想的鬥争。
革命文學正是在抗擊各種各樣反動文藝逆流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
為民主革命服務的文學，首先要同代表着敵人利益的封建文學、買辦文學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欽定文學進行不調和的鬥争。
“五四”新文學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舊派文人的戰鬥中為自己開辟道路，以後又以打倒《學衡》、《甲寅》等标榜“國粹”、主張複古的封建“攔路虎”而向前發展。
在封建勢力徹底消滅以前，封建文學不可能銷聲匿迹，因此這種鬥争後來雖然規模逐漸縮小，卻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對“讀經救國”、“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鴛鴦蝴蝶派文人的鬥争)。
對于從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以後就開始倒向敵人方面去、公然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胡适和《現代評論》這一系統的買辦文人，革命文藝界也在各個時期反複進行了多次鬥争，揭露其為帝國主義作伥的奴才面目，從而大大削弱和縮小了他們在知識階層中的影響，促進了他們内部的分化。
從二十年代末開始進行的和國民黨禦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後來所謂“戡亂文藝”之類)的鬥争，也貫穿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的幾個時期。
盡管蔣介石集團曆來都在其統治區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軍權、政權、财權(從而也掌握了對出版物、出版機構的控制權)，但他們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藝上的領導權。
共産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界雖然在國統區内“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3頁。
)，卻抵擋住了敵人多方面的進攻，奪取了陣地，發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業績。
在現代文學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後來越顯著的，是無産階級思想和資産階級反動思想之間的鬥争。
這是因為，“五四”以後我國的民主革命是無産階級領導的，屬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後要通向社會主義道路；資産階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參加這一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可以成為新文學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資産階級思想卻不能充當文學運動的指導思想。
文學上無産階級思想與資産階級思想之間的鬥争，乃是文學要不要為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堅決貫徹到底的鬥争，也是文學朝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兩條道路的鬥争。
這種鬥争不僅相當激烈，而且也十分複雜。
它最初表現為新文學統一戰線内部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争奪領導權的鬥争(如“五四”時期李大钊與胡适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争)；但當革命形勢向前發展，資産階級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轉化成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時，則也表現為對敵鬥争(如對後期胡适的鬥争)。
有時資産階級文藝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維護資産階級“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現的(如“新月派”)；有時則是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以修正主義的形态出現(如自居普列漢諾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動文藝思想)。
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所以會在三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證實了列甯的這一著名論斷：“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曆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注：《馬克思學說的曆史命運》，《列甯選集》第2卷第439頁。
)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文藝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動文藝思想的鋒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動文人懾于革命形勢和這個講話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對的目标集中于這個講話而在手法上又做得盡量隐蔽。
要不要在各種條件下堅持貫徹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成了問題的中心，成了許多争論背後的真正焦點。
因此鬥争就帶有更為複雜、更為曲折和更為深入的特點。
文藝鬥争是從屬于政治鬥争的。
政治的分野決定着文藝的分野。
當階段關系發生變化，革命統一戰線有了變動時，新文學的統一戰線不可能不随着發生變動。
文藝界的大争論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革命文藝界同資産階級右翼文人的争論和分裂)，就是圍繞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銳地表現着政治觀點的。
當然，“五四”以來文藝界的思想鬥争，更多則在文藝思想的領域内進行。
在文藝思想領域内，由反封建文學到反資産階級思想、再到反修正主義，由白話文學的争論到文學有無階級性、再到文學要不要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要不要堅持工農兵方向的争論，其發展趨向是步步前進，層層深入的。
這是整個革命運動逐步深入在文學上的反映。
文藝思想鬥争不限于理論主張上的論争。
反動文藝思想總要在創作中有所表現，并以“創作”來支持其反動理論。
因此，揭批反動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為革命文藝界所注意，并且貫串在各個階段的創作評論中。
文藝上的多次重大鬥争都出現在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階級鬥争形勢的變化，可以在文藝這個風雨表上看出征兆。
重視這一曆史經驗，有助于更好的發揮文藝作為敏銳的階段器官和鬥争武器的作用。
同時，還必須指出：文藝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鬥争，也給革命文學的健康發展掃除了障礙。
“左聯”時期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創作上的豐收，便和思想鬥争所起的積極作用有關。
這說明了正确的思想鬥争也為革命文學本身的發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後的文學創作，随着時代的進展，無論在内容、形式以及創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和發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特色，在創作上是一開始就有鮮明表現的。
不僅白話的形式本身是一個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學和人民群衆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舊民主主義文學的嶄新特點。
“五四”至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許多作品，猛烈攻擊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軍閥統治的黑暗現實，表現了與舊傳統徹底決裂的精神，同時提出了知識青年掙脫舊家庭束縛、争取戀愛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
部分作品還正面描寫了下層人民的苦難，對勞動者的命運表示關切，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則表示同情和歡迎。
這些都成為“五四”新文學高于曆史上進步文學的重要方面。
其中一些處于無産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創作，獲得了突出的成就。
魯迅的《呐喊》、《彷徨》，通過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異常深廣的時代曆史内容，真實地再現出中國人民特别是農民在
與此同時，現代革命文學既然是無産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自然又不能離開革命在各個階段的變化和發展，不能離開革命深入對文學所提出的新要求。
作為現代文學開端的文學革命，在五四運動前夕已為運動作了思想準備，但隻有通過五四運動，它才形成了巨大的聲勢，擴大了社會影響，并與革命鬥争密切結合起來。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前夕“革命文學”的提出，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也都與當時形勢相适應，是無産階級及其學說在整個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作用和影響日益強大的反映。
而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作的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講話，為革命文藝運動開辟了新階段，這也首先是和黨不再處于幼年時期、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無産階級領導的政治軍事力量已經空前地發展壯大諸條件相聯系的。
現實生活和革命形勢的變化發展，更使各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從主題、題材、人物形象直到語言和表現方法，無不深深打上時代的烙印。
整整三十年的現代革命文學，始終與革命同命運，共呼吸，有着一緻的步伐。
與人民革命事業血肉相連、休戚與共，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徹底揭露、堅決鬥争，對社會主義前途衷心向往、熱情追求，這就是無産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的新時代所賦予革命文學的鮮明思想印記，也是現代文學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學的根本标志。
三 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矛盾鬥争的過程，其間充滿了革命文學與反動文學、革命文藝思想與反動文藝思想的鬥争。
革命文學正是在抗擊各種各樣反動文藝逆流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
為民主革命服務的文學，首先要同代表着敵人利益的封建文學、買辦文學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欽定文學進行不調和的鬥争。
“五四”新文學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舊派文人的戰鬥中為自己開辟道路，以後又以打倒《學衡》、《甲寅》等标榜“國粹”、主張複古的封建“攔路虎”而向前發展。
在封建勢力徹底消滅以前，封建文學不可能銷聲匿迹，因此這種鬥争後來雖然規模逐漸縮小，卻也并未完全停止(如對“讀經救國”、“本位文化”及一部分鴛鴦蝴蝶派文人的鬥争)。
對于從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以後就開始倒向敵人方面去、公然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胡适和《現代評論》這一系統的買辦文人，革命文藝界也在各個時期反複進行了多次鬥争，揭露其為帝國主義作伥的奴才面目，從而大大削弱和縮小了他們在知識階層中的影響，促進了他們内部的分化。
從二十年代末開始進行的和國民黨禦用文人(如法西斯“民族主義文藝”，“戰國策派”和後來所謂“戡亂文藝”之類)的鬥争，也貫穿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的幾個時期。
盡管蔣介石集團曆來都在其統治區域内施行法西斯恐怖政策，掌握了軍權、政權、财權(從而也掌握了對出版物、出版機構的控制權)，但他們卻從未能掌握文化上、文藝上的領導權。
共産黨領導下的革命文藝界雖然在國統區内“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3頁。
)，卻抵擋住了敵人多方面的進攻，奪取了陣地，發展了力量，建立了最英勇的業績。
在現代文學史中占着突出地位、越到後來越顯著的，是無産階級思想和資産階級反動思想之間的鬥争。
這是因為，“五四”以後我國的民主革命是無産階級領導的，屬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它在最後要通向社會主義道路；資産階級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參加這一革命，民主主義文學可以成為新文學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但資産階級思想卻不能充當文學運動的指導思想。
文學上無産階級思想與資産階級思想之間的鬥争，乃是文學要不要為無産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服務、要不要将反帝反封建精神堅決貫徹到底的鬥争，也是文學朝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朝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兩條道路的鬥争。
這種鬥争不僅相當激烈，而且也十分複雜。
它最初表現為新文學統一戰線内部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争奪領導權的鬥争(如“五四”時期李大钊與胡适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争)；但當革命形勢向前發展，資産階級右翼的代表人物已轉化成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時，則也表現為對敵鬥争(如對後期胡适的鬥争)。
有時資産階級文藝思想是以赤裸裸的直接維護資産階級“文明”和“人性”的形式表現的(如“新月派”)；有時則是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以修正主義的形态出現(如自居普列漢諾夫信徒的胡秋原反動文藝思想)。
修正主義文藝思想所以會在三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證實了列甯的這一著名論斷：“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曆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注：《馬克思學說的曆史命運》，《列甯選集》第2卷第439頁。
)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文藝界有了粉碎一切反動文藝思想的鋒利武器，混在内部的反動文人懾于革命形勢和這個講話的威力，不得不既把反對的目标集中于這個講話而在手法上又做得盡量隐蔽。
要不要在各種條件下堅持貫徹文學的工農兵方向，成了問題的中心，成了許多争論背後的真正焦點。
因此鬥争就帶有更為複雜、更為曲折和更為深入的特點。
文藝鬥争是從屬于政治鬥争的。
政治的分野決定着文藝的分野。
當階段關系發生變化，革命統一戰線有了變動時，新文學的統一戰線不可能不随着發生變動。
文藝界的大争論和大分裂(如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革命文藝界同資産階級右翼文人的争論和分裂)，就是圍繞着政治事件、直接尖銳地表現着政治觀點的。
當然，“五四”以來文藝界的思想鬥争，更多則在文藝思想的領域内進行。
在文藝思想領域内，由反封建文學到反資産階級思想、再到反修正主義，由白話文學的争論到文學有無階級性、再到文學要不要為無産階級政治服務、要不要堅持工農兵方向的争論，其發展趨向是步步前進，層層深入的。
這是整個革命運動逐步深入在文學上的反映。
文藝思想鬥争不限于理論主張上的論争。
反動文藝思想總要在創作中有所表現，并以“創作”來支持其反動理論。
因此，揭批反動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如“新月派”的某些作品)，也一向為革命文藝界所注意，并且貫串在各個階段的創作評論中。
文藝上的多次重大鬥争都出現在政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的時候，階級鬥争形勢的變化，可以在文藝這個風雨表上看出征兆。
重視這一曆史經驗，有助于更好的發揮文藝作為敏銳的階段器官和鬥争武器的作用。
同時，還必須指出：文藝界每一次重大的思想鬥争，也給革命文學的健康發展掃除了障礙。
“左聯”時期和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創作上的豐收，便和思想鬥争所起的積極作用有關。
這說明了正确的思想鬥争也為革命文學本身的發展所必需。
四 “五四”以後的文學創作，随着時代的進展，無論在内容、形式以及創作方法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和發展。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特色，在創作上是一開始就有鮮明表現的。
不僅白話的形式本身是一個巨大的革命，促使文學和人民群衆大大接近了一步；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具有不同于舊民主主義文學的嶄新特點。
“五四”至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許多作品，猛烈攻擊封建制度、封建道德，揭露軍閥統治的黑暗現實，表現了與舊傳統徹底決裂的精神，同時提出了知識青年掙脫舊家庭束縛、争取戀愛婚姻自由、探索生活道路等要求。
部分作品還正面描寫了下層人民的苦難，對勞動者的命運表示關切，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則表示同情和歡迎。
這些都成為“五四”新文學高于曆史上進步文學的重要方面。
其中一些處于無産階級領導影響下的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創作，獲得了突出的成就。
魯迅的《呐喊》、《彷徨》，通過一系列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概括了異常深廣的時代曆史内容，真實地再現出中國人民特别是農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