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小說創作
關燈
小
中
大
抗日戰争後期和解放戰争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内小說創作也取得了重要成績，但沒有形成抗日根據地、解放區小說創作那樣蓬勃發展的局面，這主要是由于在反動派壓迫下文藝工作者深入群衆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作家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又極其惡劣的緣故。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入國統區以後對文藝界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但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作家們在創作實踐中貫徹《講話》精神要有一個過程。
而戰争和政治形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發展，也使一些作家在把握和反映社會主要矛盾、主要鬥争方面感到困難。
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辛的生活處境，當然更嚴重摧殘了作家的創作。
盡管如此，國統區許多革命的進步的作家，仍然繼承“五四”和三十年代新文學的戰鬥傳統，學習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文藝創作的新鮮經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小說創作，努力反映和暴露舊中國的黑暗現實，描寫和歌頌被壓迫人民的反抗和鬥争。
這一時期，茅盾、巴金、老舍、張天翼、沙汀、艾蕪、駱賓基、靳以、姚雪垠等許多作家都發表了新的小說作品，而且出現了一些新人新作。
這一時期小說作品的題材更為開闊，主題和人物也更多種多樣。
從抗日的前線景象到後方風物，從國統區的農村面貌到城市生活，從知識分子的初步覺醒到勞動人民的自發鬥争，從小公務員的朝不保夕到大官僚的貪得無厭，以至活躍在山區的綠林人物，流浪在大城市的少年兒童，在這個時期的小說中都有所表現。
随着作家思想的發展變化，對共産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偉大鬥争認識日益提高，對國民黨統治的反動本質認識日益加深，許多小說作品在反映現實的深度上較前一時期有所前進，它們從各個不同的生活側面暴露國統區令人窒息的黑暗現實，通過藝術形象告訴人們，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并且對光明的新中國寄以熱切的期待。
在暴露國民黨統治區的黑暗現實的小說中，前曾簡要提到過的巴金的長篇《第四病室》、《寒夜》，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這兩部小說同作者三十年代有些作品相比，固然氣勢沒有那麼宏大，色調顯得比較灰暗，但嚴峻的現實主義風格仍一脈相承，藝術技巧的圓熟也不減當年。
《第四病室》采用日記體裁，通過一個姓陸的青年在住院期間所見的人和事，反映當時黑暗而冷酷的現實。
第四病室是外科病室，也住着内科病人和傳染病人。
在這裡金錢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病人無錢醫治，隻能在痛苦中掙紮、死亡。
“住在這裡，人好象站在危崖的邊緣，生命是沒有一點保障的。
”(注：《第四病室·小引》)這樣的病室，豈不是國民黨統治區的一個縮影！小說通過生動的細節和富有性格特色的對話，刻劃了幾個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他們在黑暗重壓下有的悲憤激越，有的麻木不仁，有的頑強掙紮，有的聽天由命。
作者熱情洋溢地描寫了青年女大夫楊木華，“她的眼光是那麼柔和，那麼善良，那麼真誠，而且那麼明亮”。
她不能改變殘酷的現實，但給病人以溫暖和希望，宛如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
《寒夜》則自始至終充滿沉重而悲憤的氣氛。
作者說：“我隻寫了一些耳聞目睹的小事，我隻寫了一個肺病患者的血痰，我隻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但是我并沒有說謊。
我親眼看見那些血痰，它們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腦際，它們逼着我拿起筆替那些吐盡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還沒有吐盡血痰的人講話。
”(注：《寒夜·後記》)小說描寫了國統區一個小職員家庭的悲慘故事。
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樹生都是大學畢業生，由戀愛而結合，本來是美滿的，但是，生活的重壓使美滿化為酸辛。
婆媳之間的糾葛又加重了精神上的痛若。
小說的情節在丈夫、妻子、婆婆三人的相互關系中展開，環境的壓迫和内心的矛盾描寫得極其細膩。
丈夫的肺病日益加重，妻子的憂痛有增無已。
為了謀求更好的職位和擺脫婆媳的矛盾，妻子離開了家庭但沒有背棄丈夫。
抗戰的勝利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任何轉機。
當妻子回到家庭時，丈夫早已吐盡了血痰而死去，婆婆帶着孫兒不知去向。
“夜的确太冷了！”小說通過曾樹生的感覺得出了這個意味深長的結論。
《第四病室》、《寒夜》這兩部小說共有的現産主義特色，不僅在于真實地描繪了小人物之死，而更主要是富有濃重的時代氣息，畫出了國民黨統治時代舊中國陰暗的畫面。
艾蕪的小說也善于勾畫國民黨統治下舊中國的畫面，但從題材、主題到藝術手法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艾蕪這時期進入創作的旺盛時期，不但繼續寫作短篇小說，而且積極創作中篇、長篇小說，完成了《一個女人的悲劇》、《鄉愁》、《豐饒的原野》、《故鄉》、《山野》等許多作品。
這些作品同作者三十年代和抗戰前期的小說相比，視野更開闊，反映生活面更廣，人物形象的塑造、結構剪裁的手法上都有了新的進展，許多作品仍然保留了濃郁的地方色采和淳厚的鄉土氣息。
同沙汀在這個時期寫的許多小說相似，艾蕪的長篇小說《豐饒的原野》、中篇小說《一個女人的悲劇》、《鄉愁》以及短篇小說《石青嫂子》等許多作品，也都以國統區的農村生活為題材，反映勞動人民的深重苦難以及他們的掙紮和反抗。
《豐饒的原野》分兩部，第一部《春天》寫于抗日戰争前，第二部《落花時節》寫于抗戰期間，全書一九四六年始出版。
這部小說從寫景、叙事到人物對話，都富有地方色彩，用樸素而又生動的筆緻，把四川岷沱流域的景色和人物展現在讀者眼前。
豐饒的原野景色宜人，卻不是勞動人民的樂園。
小說着重刻劃了三個不同性格的雇農的形象，寫出他們所受的壓迫相同，但對待壓迫的态度則異，在邵安娃身上表現為奴性的服從，在劉老九身上表現為堅決的反抗，在趙長生身上表現為反抗和服從的兩重性格。
邵安娃在地主汪二爺的盤剝下，無聲無息地忍受，而劉老九則敢于面對面反抗，他說：“大路擺在面前，把草鞋朝足上一登，走了就是。
”(注：《豐饒的原野》，第165頁)但是小說中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的階級矛盾并未深入展開，缺乏完整感人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也較單薄。
這類缺陷在《一個女人的悲劇》、《鄉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傳入國統區以後對文藝界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但在當時主客觀條件下，作家們在創作實踐中貫徹《講話》精神要有一個過程。
而戰争和政治形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發展，也使一些作家在把握和反映社會主要矛盾、主要鬥争方面感到困難。
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辛的生活處境，當然更嚴重摧殘了作家的創作。
盡管如此，國統區許多革命的進步的作家，仍然繼承“五四”和三十年代新文學的戰鬥傳統，學習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文藝創作的新鮮經驗，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小說創作，努力反映和暴露舊中國的黑暗現實，描寫和歌頌被壓迫人民的反抗和鬥争。
這一時期，茅盾、巴金、老舍、張天翼、沙汀、艾蕪、駱賓基、靳以、姚雪垠等許多作家都發表了新的小說作品，而且出現了一些新人新作。
這一時期小說作品的題材更為開闊，主題和人物也更多種多樣。
從抗日的前線景象到後方風物，從國統區的農村面貌到城市生活，從知識分子的初步覺醒到勞動人民的自發鬥争，從小公務員的朝不保夕到大官僚的貪得無厭，以至活躍在山區的綠林人物，流浪在大城市的少年兒童，在這個時期的小說中都有所表現。
随着作家思想的發展變化，對共産黨所領導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偉大鬥争認識日益提高，對國民黨統治的反動本質認識日益加深，許多小說作品在反映現實的深度上較前一時期有所前進，它們從各個不同的生活側面暴露國統區令人窒息的黑暗現實，通過藝術形象告訴人們，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并且對光明的新中國寄以熱切的期待。
在暴露國民黨統治區的黑暗現實的小說中，前曾簡要提到過的巴金的長篇《第四病室》、《寒夜》，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這兩部小說同作者三十年代有些作品相比，固然氣勢沒有那麼宏大，色調顯得比較灰暗，但嚴峻的現實主義風格仍一脈相承，藝術技巧的圓熟也不減當年。
《第四病室》采用日記體裁，通過一個姓陸的青年在住院期間所見的人和事，反映當時黑暗而冷酷的現實。
第四病室是外科病室，也住着内科病人和傳染病人。
在這裡金錢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病人無錢醫治，隻能在痛苦中掙紮、死亡。
“住在這裡，人好象站在危崖的邊緣，生命是沒有一點保障的。
”(注：《第四病室·小引》)這樣的病室，豈不是國民黨統治區的一個縮影！小說通過生動的細節和富有性格特色的對話，刻劃了幾個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他們在黑暗重壓下有的悲憤激越，有的麻木不仁，有的頑強掙紮，有的聽天由命。
作者熱情洋溢地描寫了青年女大夫楊木華，“她的眼光是那麼柔和，那麼善良，那麼真誠，而且那麼明亮”。
她不能改變殘酷的現實，但給病人以溫暖和希望，宛如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
《寒夜》則自始至終充滿沉重而悲憤的氣氛。
作者說：“我隻寫了一些耳聞目睹的小事，我隻寫了一個肺病患者的血痰，我隻寫了一個渺小的讀書人的生與死，但是我并沒有說謊。
我親眼看見那些血痰，它們至今還深印在我的腦際，它們逼着我拿起筆替那些吐盡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還沒有吐盡血痰的人講話。
”(注：《寒夜·後記》)小說描寫了國統區一個小職員家庭的悲慘故事。
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樹生都是大學畢業生，由戀愛而結合，本來是美滿的，但是，生活的重壓使美滿化為酸辛。
婆媳之間的糾葛又加重了精神上的痛若。
小說的情節在丈夫、妻子、婆婆三人的相互關系中展開，環境的壓迫和内心的矛盾描寫得極其細膩。
丈夫的肺病日益加重，妻子的憂痛有增無已。
為了謀求更好的職位和擺脫婆媳的矛盾，妻子離開了家庭但沒有背棄丈夫。
抗戰的勝利沒有給這個家庭帶來任何轉機。
當妻子回到家庭時，丈夫早已吐盡了血痰而死去，婆婆帶着孫兒不知去向。
“夜的确太冷了！”小說通過曾樹生的感覺得出了這個意味深長的結論。
《第四病室》、《寒夜》這兩部小說共有的現産主義特色，不僅在于真實地描繪了小人物之死，而更主要是富有濃重的時代氣息，畫出了國民黨統治時代舊中國陰暗的畫面。
艾蕪的小說也善于勾畫國民黨統治下舊中國的畫面，但從題材、主題到藝術手法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艾蕪這時期進入創作的旺盛時期，不但繼續寫作短篇小說，而且積極創作中篇、長篇小說，完成了《一個女人的悲劇》、《鄉愁》、《豐饒的原野》、《故鄉》、《山野》等許多作品。
這些作品同作者三十年代和抗戰前期的小說相比，視野更開闊，反映生活面更廣，人物形象的塑造、結構剪裁的手法上都有了新的進展，許多作品仍然保留了濃郁的地方色采和淳厚的鄉土氣息。
同沙汀在這個時期寫的許多小說相似，艾蕪的長篇小說《豐饒的原野》、中篇小說《一個女人的悲劇》、《鄉愁》以及短篇小說《石青嫂子》等許多作品，也都以國統區的農村生活為題材，反映勞動人民的深重苦難以及他們的掙紮和反抗。
《豐饒的原野》分兩部，第一部《春天》寫于抗日戰争前，第二部《落花時節》寫于抗戰期間，全書一九四六年始出版。
這部小說從寫景、叙事到人物對話，都富有地方色彩，用樸素而又生動的筆緻，把四川岷沱流域的景色和人物展現在讀者眼前。
豐饒的原野景色宜人，卻不是勞動人民的樂園。
小說着重刻劃了三個不同性格的雇農的形象，寫出他們所受的壓迫相同，但對待壓迫的态度則異，在邵安娃身上表現為奴性的服從，在劉老九身上表現為堅決的反抗，在趙長生身上表現為反抗和服從的兩重性格。
邵安娃在地主汪二爺的盤剝下，無聲無息地忍受，而劉老九則敢于面對面反抗，他說：“大路擺在面前，把草鞋朝足上一登，走了就是。
”(注：《豐饒的原野》，第165頁)但是小說中地主和農民兩個階級的階級矛盾并未深入展開，缺乏完整感人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也較單薄。
這類缺陷在《一個女人的悲劇》、《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