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對資産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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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戰争時期，國共兩黨短兵相接的階級搏鬥正在激烈進行，我人民解放軍在大量消滅進犯解放區的蔣介石軍隊後很快轉入全面反攻，人民的新中國的誕生已經在望。
在這樣大好的革命形勢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較深的知識分子，卻因懷抱着舊式民主自由和資産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對國家前途和個人未來産生了種種疑慮，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
當時《大公報》、《觀察》、《益世報》、《文學雜志》、《周論》上發表的儲安平、蕭乾、沈從文、朱光潛等人的一些政論、雜文、散文，便代表了這樣一種社會思潮。
這些人原先的情況并不一樣：有的長期在國民黨、共産黨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有的過去為人民做過有益的事，寫過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國民黨關系密切，這時已逐漸有所疏遠；但當時在政治上鼓吹“中間路線”，在文藝上宣揚資産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則是他們的共同傾向。
他們受美國所謂鼓勵“第三種力量”這一政策的影響，以超脫于國共兩黨之外的“中立”姿态出現，在不滿國民黨、批評國民黨的同時，對國内外政治問題、文化問題也發表了許多不正确的意見。
毛澤東同志批評他們說：“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
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産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
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
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在幻想。
……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
”(注：《丢掉幻想，準備鬥争》，《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頁)他們的這些言行，實質上有利于反動勢力而不利于人民革命事業，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陣營的批評。
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既不滿意國民黨，又不滿意共産黨，以為國共是兩個極端，他們要走“第三條道路”。
儲安平說：“在這種兩趨極端之下，隻有自由分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和。
……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
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産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
”(注：《中國的政局》，《觀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義”的《大公報》的社評也說：“所謂‘中間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
”(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他們以“絕大多數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國共兩黨都高明自居，實際是散布對資産階級共和國的幻想，引導人們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條道路”，而且還在文藝上散布了許多資産階級自由主義觀點。
他們宣揚文藝脫離階級、脫離政治的“獨立”性，提倡“創作自由”，鼓吹人性論、藝術至上主義以及唯心主義的美學觀。
蕭乾說：“一個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絕不宜受黨派風氣的左右，而能根據社會與藝術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艱苦的創作。
文學家與其他人類同樣有一顆心，對于不平一定要鳴，對于黑暗自然要攻擊；但文學家之所以異于其他以筆黑為職業的人，正因為他的筆是重情感，富想象，比較具有永久性的。
”(注：《大公報》社評：《中國文藝往哪裡走？》，上海《大公報》，1947年5月5日)朱光潛說：“我反對拿文藝做宣傳的工具或是逢迎谄媚的工具。
文藝自有它的表現人生和怡情養性
在這樣大好的革命形勢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響較深的知識分子，卻因懷抱着舊式民主自由和資産階級共和國的理想，對國家前途和個人未來産生了種種疑慮，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
當時《大公報》、《觀察》、《益世報》、《文學雜志》、《周論》上發表的儲安平、蕭乾、沈從文、朱光潛等人的一些政論、雜文、散文，便代表了這樣一種社會思潮。
這些人原先的情況并不一樣：有的長期在國民黨、共産黨之間走一條“中間道路”；有的過去為人民做過有益的事，寫過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國民黨關系密切，這時已逐漸有所疏遠；但當時在政治上鼓吹“中間路線”，在文藝上宣揚資産階級自由主義文藝思想，則是他們的共同傾向。
他們受美國所謂鼓勵“第三種力量”這一政策的影響，以超脫于國共兩黨之外的“中立”姿态出現，在不滿國民黨、批評國民黨的同時，對國内外政治問題、文化問題也發表了許多不正确的意見。
毛澤東同志批評他們說：“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
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産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
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
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在幻想。
……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
”(注：《丢掉幻想，準備鬥争》，《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頁)他們的這些言行，實質上有利于反動勢力而不利于人民革命事業，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陣營的批評。
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既不滿意國民黨，又不滿意共産黨，以為國共是兩個極端，他們要走“第三條道路”。
儲安平說：“在這種兩趨極端之下，隻有自由分子出來領導，可以獲得一個中庸的穩定，獲得廣大人民的衷心附和。
……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
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産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
”(注：《中國的政局》，《觀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義”的《大公報》的社評也說：“所謂‘中間路線’絕對不是兩邊倒，而是左右的長處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
”(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上海《大公報》，1948年1月8日)他們以“絕大多數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國共兩黨都高明自居，實際是散布對資産階級共和國的幻想，引導人們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懷有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不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條道路”，而且還在文藝上散布了許多資産階級自由主義觀點。
他們宣揚文藝脫離階級、脫離政治的“獨立”性，提倡“創作自由”，鼓吹人性論、藝術至上主義以及唯心主義的美學觀。
蕭乾說：“一個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絕不宜受黨派風氣的左右，而能根據社會與藝術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艱苦的創作。
文學家與其他人類同樣有一顆心，對于不平一定要鳴，對于黑暗自然要攻擊；但文學家之所以異于其他以筆黑為職業的人，正因為他的筆是重情感，富想象，比較具有永久性的。
”(注：《大公報》社評：《中國文藝往哪裡走？》，上海《大公報》，1947年5月5日)朱光潛說：“我反對拿文藝做宣傳的工具或是逢迎谄媚的工具。
文藝自有它的表現人生和怡情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