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反壓迫、争民主的進步文藝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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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後期和解放戰争時期，我國進步的革命的文藝運動，一方面在解放區沿着文藝為廣大人民首先為工農兵的方向自由、健康地成長，另一方面在國統區則沖破蔣介石集團的壓迫，經過重重鬥争而獲得發展。
一九四一年以後，國民黨政府進一步貫徹“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在加緊與敵僞勾結的同時，又采取種種法西斯手段，增強對人民抗日力量的壓迫，并于一九四三年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文化方面，國民黨頑固派對進步文化工作者實行高壓和箝制。
一九四一年七月，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竟“取締書刊”達九百六十一種之多。
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間，張道藩、梁實秋在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辦的《文化先鋒》上先後發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關于“文藝政策”》等文，打着“三民主義”的旗号，鼓吹“文藝要以全民為對象”，表現“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意識”(注：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文藝先鋒》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
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召開的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反動的“文化運動綱領”，并于十一月間在重慶舉行所謂“民族文化建設運動周”。
本來，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提出“民族文化”、“民族文學”之類的口号是無可厚非的。
但國民黨一則把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對立起來，叫嚷進步作家不要“站在勞工勞農的立場”去創作“憎恨”剝削階級的作品(注：梁實秋：《關于“文藝政策”》，《文化先鋒》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20日)；二則把“民族意識”與封建思想混為一談，在“民族文化”的旗号下宣揚封建主義的内容。
他們在文化上提出的這些口号，是為國民黨政治上鼓吹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效勞的。
因此，他們的所謂“民族”雲雲，指的隻是民族中占極少數人的大地主、大資産階級。
蔣介石集團的壓迫和摧殘，給國統區的進步文藝運動造成了極大困難：政治上，作家生命沒有保障，創作沒有自由，出版受到查禁；經濟上，由于物價上漲，紙張印刷成本急速增高，加之苛捐雜稅的重壓(如重慶的戲劇上演稅高到票價的百分之五十五)，使得一些優秀作品難以出版或上演，作家生活沒有保障。
這些都嚴重阻礙着文藝事業的發展。
雖然如此，進步文藝界在共産黨領導下，仍繼續保持與鞏固着廣泛的統一戰線，對國内外反動勢力進行着不屈不撓的鬥争。
在種種不利條件下，“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始終善于靈活作戰，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虛伺隙，互相呼應，終于能沖破了反動派的壓迫，擊垮了一切反動派的文藝活動，而打了勝仗。
”(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争和發展的革命文藝》)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及國統區各地分會依然繼續開展活動，它廣泛地團結各抗日階層的文藝工作者，并動員與組織他們參加許多工作。
皖南事變之後，黨通過文化工作委員會這一統一戰線的合法組織，不僅團結了許多進步的文化人，而且團結了大批中間的文化人，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針對國民黨喧鬧一時的“民族文化建設運動周”，《新華日報》發表了《文化建設的先決問題》的社論，明确提出我們要建設的文化必須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衆服務，“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争”。
國統區進步文藝界還曾通過紀念魯迅、慶祝作家生辰等特殊方式，推動革命文藝運動。
在祝賀郭沫若、茅盾五十壽辰及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均按中國傳統習慣計算年齡)，紀念老舍創作生活二十周年(一九四四年)的時候，《文藝生活》、《抗戰文藝》、《文哨》等刊物，均出紀念特輯，表彰他們對文化革命的傑出貢獻，總結文學運動的經驗，展望未來的工作。
通過這些活動，增強了團結，鼓舞了鬥志，對反動統治者起了打擊和示威的作用。
周恩來同志在紀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之際，熱情地贊揚了郭沫若“豐富的革命熱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戰鬥生活”，并對郭沫若寄以深切的期望：“祝他前進，永遠的前進，更帶着我們大家一道前進！”(注：《我要說的話》，《新華日報》1941年11月16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慶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九周年大會上，周恩來同志又号召文化工作者以魯迅為榜樣，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
周恩來同志的這些意見，正代表了中國共産黨對國統區廣大進步文藝工作者的熱情引導和殷切期待。
國民黨政治上的法西斯統治，經濟上的魚肉人民、敲詐勒索“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機”(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94頁)。
抗戰最後兩年，國統區人民反壓迫、争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
一九四四年，在日寇為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湘桂戰役中，“國民黨軍隊表現了手足無措，毫無抵抗能力。
幾個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于敵手。
”(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92頁)湘桂潰敗是國民黨當局政治腐敗、軍事無能的大暴露，引起了廣大群衆的無比憤慨。
這也促進了國統區民主運動的發展。
一九四四年六月，郭沫若發表了《為革命的民權而呼籲》一文，指出：“為争取戰争的勝利，為促進訓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權允許的範圍内，我們文化工作者應有權要求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創作的自由。
”同年七月，“文協”鑒于“若幹作家病不能醫，盆無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慘事實”，并為了“加強文藝工作和社會人士的聯系”，發起了“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這個運動發起以後，很快得到了社會廣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推動了民主運動和文藝運動(注：可參閱《為宣布結束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公啟》，《抗戰文藝》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
這年九月，中共代表向國民參政會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議案，深得群衆擁護，對國統區的民主運動起了号召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為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國民黨統治區内被壓迫的一切階層、黨派和集團的民主運動，應當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漸統一起來，為着實現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鬥争。
”一九四五年，是民主運動公開化的一年。
這年
一九四一年以後，國民黨政府進一步貫徹“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在加緊與敵僞勾結的同時，又采取種種法西斯手段，增強對人民抗日力量的壓迫，并于一九四三年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文化方面，國民黨頑固派對進步文化工作者實行高壓和箝制。
一九四一年七月，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竟“取締書刊”達九百六十一種之多。
一九四二年九、十月間，張道藩、梁實秋在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辦的《文化先鋒》上先後發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關于“文藝政策”》等文，打着“三民主義”的旗号，鼓吹“文藝要以全民為對象”，表現“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意識”(注：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文藝先鋒》第1卷第1期，1942年9月1日)。
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召開的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反動的“文化運動綱領”，并于十一月間在重慶舉行所謂“民族文化建設運動周”。
本來，在民族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提出“民族文化”、“民族文學”之類的口号是無可厚非的。
但國民黨一則把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對立起來，叫嚷進步作家不要“站在勞工勞農的立場”去創作“憎恨”剝削階級的作品(注：梁實秋：《關于“文藝政策”》，《文化先鋒》第1卷第8期，1942年10月20日)；二則把“民族意識”與封建思想混為一談，在“民族文化”的旗号下宣揚封建主義的内容。
他們在文化上提出的這些口号，是為國民黨政治上鼓吹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效勞的。
因此，他們的所謂“民族”雲雲，指的隻是民族中占極少數人的大地主、大資産階級。
蔣介石集團的壓迫和摧殘，給國統區的進步文藝運動造成了極大困難：政治上，作家生命沒有保障，創作沒有自由，出版受到查禁；經濟上，由于物價上漲，紙張印刷成本急速增高，加之苛捐雜稅的重壓(如重慶的戲劇上演稅高到票價的百分之五十五)，使得一些優秀作品難以出版或上演，作家生活沒有保障。
這些都嚴重阻礙着文藝事業的發展。
雖然如此，進步文藝界在共産黨領導下，仍繼續保持與鞏固着廣泛的統一戰線，對國内外反動勢力進行着不屈不撓的鬥争。
在種種不利條件下，“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始終善于靈活作戰，迂回曲折，此仆彼起，乘虛伺隙，互相呼應，終于能沖破了反動派的壓迫，擊垮了一切反動派的文藝活動，而打了勝仗。
”(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争和發展的革命文藝》)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及國統區各地分會依然繼續開展活動，它廣泛地團結各抗日階層的文藝工作者，并動員與組織他們參加許多工作。
皖南事變之後，黨通過文化工作委員會這一統一戰線的合法組織，不僅團結了許多進步的文化人，而且團結了大批中間的文化人，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針對國民黨喧鬧一時的“民族文化建設運動周”，《新華日報》發表了《文化建設的先決問題》的社論，明确提出我們要建設的文化必須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衆服務，“為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争”。
國統區進步文藝界還曾通過紀念魯迅、慶祝作家生辰等特殊方式，推動革命文藝運動。
在祝賀郭沫若、茅盾五十壽辰及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均按中國傳統習慣計算年齡)，紀念老舍創作生活二十周年(一九四四年)的時候，《文藝生活》、《抗戰文藝》、《文哨》等刊物，均出紀念特輯，表彰他們對文化革命的傑出貢獻，總結文學運動的經驗，展望未來的工作。
通過這些活動，增強了團結，鼓舞了鬥志，對反動統治者起了打擊和示威的作用。
周恩來同志在紀念郭沫若五十生辰及創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之際，熱情地贊揚了郭沫若“豐富的革命熱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戰鬥生活”，并對郭沫若寄以深切的期望：“祝他前進，永遠的前進，更帶着我們大家一道前進！”(注：《我要說的話》，《新華日報》1941年11月16日)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重慶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九周年大會上，周恩來同志又号召文化工作者以魯迅為榜樣，依靠人民建立民主的新文化。
周恩來同志的這些意見，正代表了中國共産黨對國統區廣大進步文藝工作者的熱情引導和殷切期待。
國民黨政治上的法西斯統治，經濟上的魚肉人民、敲詐勒索“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機”(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94頁)。
抗戰最後兩年，國統區人民反壓迫、争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
一九四四年，在日寇為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湘桂戰役中，“國民黨軍隊表現了手足無措，毫無抵抗能力。
幾個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于敵手。
”(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3卷第992頁)湘桂潰敗是國民黨當局政治腐敗、軍事無能的大暴露，引起了廣大群衆的無比憤慨。
這也促進了國統區民主運動的發展。
一九四四年六月，郭沫若發表了《為革命的民權而呼籲》一文，指出：“為争取戰争的勝利，為促進訓政的完成，在革命民權允許的範圍内，我們文化工作者應有權要求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文藝創作的自由。
”同年七月，“文協”鑒于“若幹作家病不能醫，盆無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慘事實”，并為了“加強文藝工作和社會人士的聯系”，發起了“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這個運動發起以後，很快得到了社會廣大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推動了民主運動和文藝運動(注：可參閱《為宣布結束募集援助貧病作家基金運動公啟》，《抗戰文藝》第10卷第2、3期，1945年6月)。
這年九月，中共代表向國民參政會提出了廢止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議案，深得群衆擁護，對國統區的民主運動起了号召作用。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為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國民黨統治區内被壓迫的一切階層、黨派和集團的民主運動，應當有一個廣大的發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漸統一起來，為着實現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而鬥争。
”一九四五年，是民主運動公開化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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